日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日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导读：日元失去时间价值，乃至日本资产失去增值空间，最终归咎于90年代之后日本社会生产增长过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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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经济观察报 专栏作家 巫佳遂

近年来，日元表现得十分反常。一切还要从垃圾桶里的日元钞票说起。2016年，日本民众曾在垃圾桶中翻出了177亿日元现金，这尚不包括被当成垃圾处理掉的部分。实际上，自新世纪以来，日本人就经常能从垃圾筒里捡到成捆大钞。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道出了一个悲哀的事实：不少日本人不再信任银行或金融机构，他们宁可牺牲收益率，也要将钱紧紧攥在自己手里。

股楼双杀，投资渠道匮乏

除了存钱进银行里吃利息之外，普通民众能够直接参与的投资领域，无外乎股市、债市和楼市。其中，房地产更是占据了民间资产配置的半壁江山。

战后四十年，日本制造业欣欣向荣，经济迅速崛起，所有国民都享受着工业化带来的红利。许多公司斥巨资包下高档酒店开年会，银座因此常常需要提前半年排队订位。即使在最不景气行业，员工也能收获半年薪水作为奖金。

挣了这么多钱，人们首先想到买房买地，让劳动成果沉淀下来。确实如此，房地产是储存资产的重要仓库。因为新技术可以层出不穷，专利保质期有限，况且同一项技术能够被全世界生产者所共用；相反，地球上的土地资源无以复加，一片地皮上却只能盖起一座工厂或一栋大楼，更符合“稀有”的经济学概念。随着社会生产率日渐攀升，房地产价格势必水涨船高。因此，从大学教授到高级工程师，买地买楼者比比皆是。

广场协议后，日元逐渐走强，日本人的实际购买力一下子增加了20%。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客，盯准了逐渐升温的日元资产，涌入的资本一举推高了房地产价格。首先涨起来的当然是大城市，那里汇集着全日本最丰厚的金融、就业、教育和医疗等社会资源。况且大城市背靠巨额资本储量，房价理应最坚挺。那时日本人的想法与当今国人不谋而合，要说大城市房价会暴跌，没人会信。

泡沫破裂了，房价被腰斩了，现实很快给了日本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城市圈的房价跌幅，甚至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这样一来，彻底打破了所有人“大城市只涨不跌”的心理底线。不计其数的受害者在高位接了盘，结果一套牢就是半辈子。例如动画片《蜡笔小新》中，小新的父亲贷款三十年高价购入一套东京的别墅。谁承想，工资没涨，房价反而先跌了。好就好在，小新的父亲毕竟身为科长，稳定收入为偿还债务保驾护航。不过，偿债之路遥遥无期，以至于小新家里日常消费也得精打细算，直接影响了一家人半辈子的生活品质。

对大部分家庭而言，自住房产是刚需，必须刚性支付房贷，这间接避免了银行成批的烂账。不过，投资客则是另一回事了，一旦楼价跌破止损点，他们不惜舍弃房产断臂求生。这样一来，市面上房产供应量暴增，加速了楼价下跌。

另一方面，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涨，日本商品失去了价格优势，导致出口业绩全面恶化。为了刺激工业生产，日本央行连续五次降低基准利率，削弱了借贷成本，也创造出了空前充足的市场流动性。结果，失去投资方向的资金，如潮水般涌入了股市。从1986年初到1987年底，股价整整上涨了一倍。东京证券市场交易额首次超越纽约，雄踞世界第一。

上市公司当然不能放过捞钱的机会，它们趁着利息便宜纷纷举债扩张，并通过回购等金融手段二次拉高股价。那是一个日本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的时代，是一个日本人自诩为“世界之王”的时代，但那归根结底也是一个短暂而又疯狂的时代。

一阵狂欢过后，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央行决意推高利率来缩减日益膨胀的债务规模，避免因连锁违约而起的系统性金融危机。谁承想，此一举彻底引爆了日本繁荣外表下隐藏的地雷。利息越来越高，大家都忙着还债，再也没有闲钱投入股市了。更有甚者，玩起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不顾股东利益，肆意抛售股票，加剧了市场动荡。

从1990年1月起的两年半里，日经指数暴跌了63.2%；1992年8月到2003年4月，股市又经历了三起三落，日经指数收于7600点，与最高点38900点相比，跌幅达到80%。股市整体收益率也下降到了骇人听闻的“-4.5%”，基本到了“谁碰谁死”的地步。用周立波的话来形容就是：杨百万进去，杨白劳出来。

90年代股楼双杀、遍地是雷的大环境下，日本境内大部分资产失去了投资价值。虽然新世纪以来市场日趋稳定，但日本人仍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试水。

迟迟不归的在外资本

股市楼市没得玩了，难道真的只能作困兽之斗了吗？其实，要想赚钱，办法还是有的，只需要把钱挪到境外投资风口就行了。事实上，不少日本人正是这么做的。

截止今年6月，日本外汇储备触及了1.26万亿美元的新高。请等一下，一万多亿算得了什么？要知道，这里所指的外汇储备，均在日本官方名下。广义上，外汇储备是指一切以外币定价结算的资产，包括外国国债、外币现金、商业票据、有价证券和固定资产。日本政府不强制结汇，导致跨国企业收割的巨额海外利润得以流入民间。早在2010年，日本民间外汇储备就达到了5万亿美元，五倍于政府外汇储备。

不强制结汇有诸多好处。首先，外币不会沉淀为本国基础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举个例子，大陆境内企业赚取境外利润后，政府统一收集外币，随后央行印刷等值*****企业使用（这一过程被称为“外汇占款”）。宏观上来看，商品流出境外，本国货币却多了，那么需要更多货币才能购买到商品。所以根据郎咸平估算，如果中国开放外汇市场，让钱重新流出去，就有可能将通胀率常年控制在2%以下。

其次，外汇作为金融工具，具备“套利”和“分散风险”的职能。民间外汇自由度高，随时可调动，易于流向收益率更佳的地方。作为海外流动性供应强国，日本人靠着民间外汇储备扫平了全球的价值洼地。君不见，软银控股阿里巴巴；君不见，曼谷、岘港遍地日本开发商；除此之外，日本人也愿意把钱存到海外账户中赚取高额利息，原先是中国大陆，如今又是越南。退一步讲，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考虑到汇率浮动和资产价格涨跌，使用外汇配置多元化海外资产，更利于对冲金融风险。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两面性，资本在外迟迟不愿回归，难免导致境内资产价格失去支撑。资本外流与日元资产走弱，两者互为因果。

负利率和通胀

前面讲到，放开汇市能有效抵制通胀。反过来讲，通胀有通胀的好处，有时用通胀来对付疲软的经济，容易斩获奇效。2008年之前，各国央行常用量化宽松（印钞）的手段，来促进消费和生产需求。不过，金融危机之后，量化宽松作用式微，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径。路走到这一步，负利率政策便应运而生了。

所谓负利率，指的既非存款利率，也非贷款利率，而是超额准备金利率为负。商业银行需要在央行存入一定比例的“法定准备金”，剩余资金可用来做业务，而银行的主要业务便是发放贷款赚取利息。倘若社会没有贷款需求，商业银行只能存更多钱进央行，如此一来形成了“超额准备金”。按照惯例，央行同样需要为超额准备金支付低额利息。既然经济不景气，那就必须鼓励商业银行加大放贷力度，持续增加市场流动性。为了进一步鼓动放贷，央行规定所有超额准备金不仅无法享受到央行利息，反而需要承担负利息作为惩罚。这样一来，商业银行不得不把钱从央行里提出来。

按照设想，负利率政策既供应了流动性，又使整个市场进入低利率状态，削弱借贷成本，方便了企业资金周转；同时大量本国货币涌入市场，打压了汇率，有助于出口。2015年，欧洲央行率先推行了负利率政策。一个季度之后，欧元兑人民币缓慢下降到了1：6.5，极大地刺激了出口，又缓慢拉动了内需，欧元区失业率持续走低，经济增速重返2.8%的高位。

有了欧盟的成功案例，日本央行信心大增。根据测算，只要负利率达到1%，就能使日元明显贬值，所有出口型企业的利润会上升5%。然而日本刚推行负利率没几天，日本的金融市场就出现了剧烈动，股市、债市和汇市都乱作一团。日本大银行利润下降了8%，地方性银行利润下降了15%，日本股市在一天之内下跌了7%，负利率期间整体下挫超过20%。另外，诡异的是，日元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贬值，反而升值了。

为什么负利率在欧洲行得通，却在日本本土化过程中遭遇了挫折？原来，最令日本银行头疼的事情，便是有钱贷不出去。为了增加业务量，日本银行已经把贷款利率压缩到全球最低水平。负利率政策一出，超额准备金失去了利息收入，商业银行顿时陷入了两难之境。要么把钱从央行提出来，握在手里；要么进行高风险投资。

经历了90年代的违约潮，银行已经不敢贸然发放高风险贷款。所以钱确实从日本央行里出来了，但却仍然淤积在商业银行系统中，根本未曾流入市场。既没有引发通胀，也未能刺激实体经济。负利率引发的金融动荡，也间接加速了资本外逃。除了海外置业之外，或许最好的做法就是把钱放在手里。

“安倍经济学”的局限性

安倍认为：如果多数日本人预期通胀的发生，物价和工资应声而涨，他们会赶忙进行消费或投资。因为通胀将会抬高物价和资产价格，当下不买，更待何时？有了消费和投资需求，社会生产定将大步向前，经济复苏指日可待。

安倍的这套理论，被业界戏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安倍打算让央行大规模购入民间持有的国债，随后释放出70万亿日元流动性。政府放松管制，引导外资流入日本农业、医疗和能源等领域。日元贬值后，大大刺激制造业出口。最后，为实体企业解除绑定，大幅砍企业税。

当初，日本人正是因为看好国内经济、期盼着收入增加，才鼓起信心举债购买房产股票。如今，安倍要让日本国民走回老路上，岂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通缩，日本人心态逐渐保守了起来。安倍经济政策上路一年后，77%的居民表示对收入增加这件事不抱希望。

2000年以后，日本家庭年均收入一直在下降。幸运的是，物价基本没变，部分领域甚至不涨反跌。薪资缩水后，国家征收的所得税不如以前了，其主体地位被消费税所取代。消费税从全体社会成员中征收，严重依赖于国内消费的状态。日元贬值确实有利于出口，但进口商品和原材料会变得越来越昂贵，这些成本最终都将下降到了普通民众头上。万一工资还没涨，物价倒是先涨了起来，不仅影响国民生活品质，更容易导致财政收入大缩水，从而引发严重的财政赤字。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专访意大利前总理兰贝托·迪尼

导读：迪尼老先生并不讳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当下，贸易摩擦没有赢家。而关于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能否穿越历史迷雾看见未来，他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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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经济观察报 首席记者 欧阳晓红

“那时候的北京，自行车像条河一样，车辆很少。女士们都穿深色的衣服，自行车铃叮当叮当响，上下班高峰期自行车车队很多……这就是1985年的北京。”10月18日，意大利前总理、前财政国库部长、前央行副行长兰贝托·迪尼(Lamberto Dini)在北京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说。

1931年生人，88岁高龄的迪尼对初次造访中国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说，那时的北京非常小，街道狭窄；而现在，不只是基础设施、城市建设旧貌换新颜，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不过，关于目前6%的GDP增速能否满足年轻人的就业需求的问题，他认为需要时间来回答，但相信中国政府能找到好的应对之策。

在与经济观察报的对话中，迪尼老先生并不讳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当下，贸易摩擦没有赢家。而关于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能否穿越历史迷雾看见未来，他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

经济观察报：您这是第几次来中国？这次来与上次有何不同的感受？

兰贝托·迪尼：算起来，（我）应是多次到访中国了。第一次是在1985年。还记得有一次来北京时，是以意大利央行副行长的身份，被中科院邀请去演讲，以及中央机构邀请我去讲课。那时距今已34年了，城市变大变宽了。在中国，我们不只是看到城市巨变，还有经济上的突飞猛进。

经济观察报：您还记得课件内容吗？

兰贝托·迪尼：当时的讲课内容为“欧元将是什么？”当时，欧元尚未问世。以及“欧洲经济的走向”等。那时有些人并不看好欧盟，首要原因是欧洲人口老龄化——它会严重限制欧洲的经济发展。

我想，今日中国也难免会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系列问题。比如，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社会养老金成本提高等。可能的现实是：新生代的成长数量小，年轻人对社会贡献较少——但至少今天看上去还不明显。当然，中国目前的年轻人数量并不少，与此同时，大批中国年轻人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但反过来看，这样是否会抑制中国市场给其他外籍人员提供工作的机会？比较极端的例子是：除非他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或者特别的专业，否则，有些外籍人士也许不太容易在中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经济观察报：就中国经济，您看到了哪些变化？又有何制约因素呢？

兰贝托·迪尼：1992年以后，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总设计”，中国经济有了大飞跃。无疑，中国经济40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非常重要，其亦是整个世界经济转折中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的第一步发展也受益于海外华人的投资；此外，包括海外跨国公司也给起飞的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些资助，如技术转让等。这其中，中国自身亦做出了贡献，如在公共教育方面，成功把新一代年轻人培养为专业人士，而代表未来的年轻人可以赋能去建设一个现代化高效社会。

我多次来中国，个人体会到很多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年轻人的变化——他们的能力由弱变强。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去看苏州新城开发区。与当地开发区领导交流时发现，一家电子工业类的企业外资投资20亿美元，提供至少1500个就业机会。这家企业有多少外籍工程师与技术人员呢？当时的中资开发区领导回答：3至5个德籍专业管理人员而已，其他人才均源自中国本土。这就是巨大的变化啊。

今日中国的工业制造竞争力较强，以苹果代工厂为例，目前，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手机生产商中，可能很少有厂商具备像中国那样高效、链条完整的技术能力。

另外，你问我中国经济可能的限制因素是什么？我想，这些受过高等公共教育的年轻人们，工资收入都非常高。如果高收入继续攀升，那高科技行业之外，在低端科技水平发展模式下，类似高工资成本，中国企业能否可持续地承受呢？也因此，可能有一些手工业正向外迁移。这或是真正的威胁！因为你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同时，还必须面对高昂的人工成本。不过，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经济和工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在全球都是最重要的经济体。

二

经济观察报：您怎么看目前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以及贸易保护主义？

兰贝托·迪尼：最近中国经济的发展虽有所放缓，但GDP增速仍有6%。全球经济形势来看，不是太乐观……中美两国贸易摩擦问题的解决也有待时日。

事实上，我们复盘后会发现，贸易摩擦也好，保护主义也罢，不会有赢家，只有输家。就贸易保护主义而言，其背后另有目的。对方想限制中国的高科技，以防止其高科技被中国超过。就像欧洲国家被禁止引入5G、华为等中国的技术。但5G是发展大方向，高速传输数据对经济社会非常重要，这点不容小觑。此外，可能也旨在打乱中国的供应链条，使之不能高质量发展，令中国的供应链企业搬迁至越南、韩国等。

当然，目前6%的GDP增速相对其他国家并不低，但对中国而言，是否够呢？毕竟中国有大批劳动力，他们需要就业，不像欧洲那样的成熟经济体，不需要那么多手工就业——其只需要低增长就可满足经济发展需求。比如，对于欧洲而言，GDP增长1.5%左右已不易；对美国来说，增速有2.5%与2.4%的话，其就业就不错了。当然也许某些国家，如越南也有不错的GDP增长值，但其经济体量不会影响世界。

经济观察报：世界经济到底怎么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角色是什么样的？

兰贝托·迪尼：我想200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大发展的趋势就在减弱。世界或进入衰退期，至少是增长缓慢期。那如何才能解决增长缓慢的问题呢？全球只有两个国家能够提供新的增长动能，且不会造成大量通货膨胀，即德国与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国际贸易都是顺差，有盈余。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政府会采用使经济上更舒缓的方式来促发展或稳发展，如央行提供适宜的流动性、财政政策偏积极等。我相信中国政府会找到好的办法。

那么，世界其他国家，尤其那些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是什么样的呢？我想，他们并不愿意看到人民币贬值，而是希望人民币币值稳定，以及中国实现高增长——因为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对其经济有提升作用。就币值稳定而言，美国人也是这么希望的。在全球价值链角色中，中国是世界经济火车头，若增速太低，可能会影响或拖累其他经济体。

但不管怎样，中国有着自己的宏伟计划，像“一带一路”，意大利政府就非常支持，尽管因此受到了来自外界的一些阻力。

经济观察报：谈到一带一路，意大利与中国签订了备忘录，也是首个签订国家，您怎么看一带一路？它可以让中意的合作空间有怎么样的发展？

兰贝托·迪尼：中国政府主导的“一带一路”项目非常重要，其沿线从西安一直到意大利罗马（全长6400多公里，涵盖65个国家）。对此，欧洲当然很感兴趣，因为中国和沿线国家会有巨大的商品交换。多赢体制是建立在双方的商品互换和经济发展之上。希望中意企业之间的合作，也不仅限于传统行业，还包括科技领域的合作。

经济观察报：此外，您怎么看全球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多极化？

兰贝托·迪尼：今天谈论全球命运共同体，我们可能言之过早。很多时候，不得不说，现在世界更多国家考虑的是：中国可能就像一个强介入体，进入其他经济体；但双方均可获利。

美好希望的命运共同体不是明天就能实现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当然，目前我没有足够的条件与资源去描述它未来的模样，也难以预测其走向。

依据公开报道，普华永道对2050年世界前10位经济体进行了预测，其排名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德国、英国。其中，中国经济总规模约为58万亿美元，约占20%，印度和美国分别为44万亿美元和34.1万亿美元。这显示，新兴经济体会继续快速发展，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

不可否认，世界多极化、国际格局多极化也是现在多方力量博弈下的一个必然结果。

三

经济观察报：英国脱欧目前有了新进展，您对此怎么看，它有什么影响？

兰贝托·迪尼：我想，英国脱欧是在错误的时间诞生的东西。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先生当年为一劳永逸解决脱欧和留欧的分歧，孤注一掷诉诸公投。他以为能赢，那样英国才能一直留在欧盟。但事实并非如此，投票结果是“以52%对48%”决定脱欧。

真正的错误是，老英国以前的保守主义投了赞同脱欧票（尽管占比很小）。看！不是年轻人不是城市，不是苏格兰，不是北爱尔兰，是老英格兰想脱欧。当然，脱欧可能使英国传统经济部门受到创伤。

保守主义者说，作为老英国企业，工厂关了，员工大量失业。对这些50岁、55岁的人来说，失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他们把责任推给英国，但不能推给欧盟。不是欧盟造成他们的失业，是“全球化”造成了失业，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所谓的英国乡间地区、城市边缘化地区，对抗伦敦大城市、国际化的动因之一。伦敦工资远远高于其他地方，老英国人、乡间老绅士们和一些老百姓仇恨城里，但这真的是一个错误！

守旧的保守党人们仍然顽固地认为英国还是帝国中心，但帝国已经不存在了。英国的传统老绅士甚至认为，脱欧会使他们会变得更加富有。不，他们会变得更贫穷。这些保守党人做了错误的选择，英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盟，不是英联邦国家。

经济观察报：您怎么看欧盟与英国的融合关系？

兰贝托·迪尼：我曾代表意大利参与过欧盟最后三个协议的起草与设定工作。感觉英国在欧盟融合过程中，总是踩刹车的那个。其实，对于（英国）脱欧，欧洲大多数人会觉得不错，总算要走了。

的确，英国基本上是在欧盟其他国家互相交融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负面影响。对于欧洲联合国的概念，英国从没同意过，它只希望能够统一化市场——资产、服务的共同市场。

比如，英国当时反对欧盟的共同防御策略，反对欧盟组织建立自己财长、经济委员会主任，而这些都是我们当时的建议。那时的欧盟宪法由吉斯卡尔·德斯坦（前法国总统，被誉为“欧盟宪法之父”）主持起草，但起草过程中，英国一直在唱反调。是的，那时除了英国人，我们都认为欧洲要联合所有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力量。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英国脱欧（Brexit）。如果它真要离开欧盟，就只能送出祝福了。

经济观察报：“脱欧”是否有不好的示范效应，意大利也会效仿吗？今年6月份曾有消息称，意大利政府发行迷你国债（Mini Bond）。

兰贝托·迪尼：意大利不会效仿，危机已经解决，政府已经换届，现在是新政府持政。多数意大利人希望意大利在欧元区，在欧盟之内，不愿意脱欧。（意大利）也不会发行迷你国债，这些都不可能发生了，危险与障碍已被清除。

四

经济观察报：您怎么看欧元前景？

兰贝托·迪尼：欧元组建工作是在内部完成的，当时的想法是先做一个联合货币，再去构建联合政体。1999年1月1日，欧盟正式启动欧元。上世纪90年代时，人们希望欧元出来之后，会水到渠成变为政治上的联合，即成为联合政府。今天没有达成目标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欧盟东扩令联合政体的进程步骤变得缓慢。我们看到，1994年12月9日至10日，欧洲联盟12国和即将加入欧盟的奥地利、瑞典和芬兰的领导人在德国埃森就改进欧盟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和欧盟向东欧扩大问题达成一致。1995年1月1日，瑞典、芬兰、奥地利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扩大到15个。在当时，欧盟国家不少领导人认为，东扩之后可增强他们的民生进程。因此，没有选择在底层进行更深层次的连接而是向外发展。以致于尽管欧盟有了欧元，但经济上还没有哪个主体能主导它。

不过，欧元非常稳定，欧元本身的机制阻止了通货膨胀。首先，货币政策稳定了市场价格，然后税收方面也限制了赤字的产生。正如，欧盟国家只会进口通胀，举例来说，如果海外石油、原油的价格增长了，我们买油要付更多的钱，这是被动的通货膨胀。当年我在中国相关机构的讲课中，也说过欧元的这种情况。

经济观察报：之前曾有声音怀疑欧元的未来，担忧它会不会一直存在。

兰贝托·迪尼：这是误解，它不会发生！欧元非常稳定。国际上，欧元已成为其他国家重要的储备货币。建议大家不要再去储备美元了，不妨更多采用欧元作为储备货币。

因为欧元是稳定货币，整个欧盟央行、各主要机构不可能造成通胀，因此最有条件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尽管，美元在此过程中一直都是强势货币。

经济观察报：欧洲央行9月降息，启动QE（量化宽松），并下调今明两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至 1.1%至1.2%，对此，您怎么看，包括全球流动性现状？

兰贝托·迪尼：量化宽松旨在保证欧盟国家不会再次进入衰退之中，目标是把通胀指数提至2%左右。但就算量化宽松这么努力了，通胀还没到2%，足见任务之重。

世界经济增长平缓，呈下行压力之际，刚卸任的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亦表示，继续进行量化宽松（其在任期内实施了规模逾2.6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以及自2014年起实施负利率政策）。他还呼吁欧元区为经济提供财政支持。

不可否认的是，货币政策宽松（但中国今年尚未降息），现在全球基本上都是负利率政策。低负利率旨在刺激疲软的经济，促进银行对经济的投入而不是保值，但较低的利率也意味着银行的利润率较低。

那么，谁在批评欧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是那些保守主义和银行集团的人。其实，不是谁“错了”，而是银行家“难赚钱”了。

经济观察报：最后，您怎么看目前全球各大央行增持黄金？

兰贝托·迪尼：从欧盟国家看，增持黄金并没有特别的需求，其增长相对稳定。银行、央行们保留了卖出买进的权利。对他们而言，当其担忧全球经济恶化或者经济不稳定时，才会去购进黄金。

现在，可能更多是私人在收购黄金，相信1400美金/盎司的价格会维持，甚至增长。

另外，市场追捧黄金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如果利率这 么低，包括出现负利率，投资者还不如买黄金（零利息但保值）。倘若有一天美元流动性被管制，投资者便会很被动。而可作为储备的黄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出来交换使用，不会被谁“卡住”。

（本报记者胡艳明、刘鹏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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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通缩思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正是人们长期以来对物价的感知，塑造了他们对通胀的负面预期，也影响了他们的配置资产。由此可见，安倍经济学之路任重道远。

钱不会凭空生出钱来的。金钱的时间价值定律，核心理念在于：金融市场将借方和贷方联系在一起。贷方获得资金后，通过生产和交易获得收入，随后与借方分享利润，构成资本收益。

日元失去时间价值，乃至日本资产失去增值空间，最终归咎于90年代之后日本社会生产增长过慢。

即便如此，日本失业率低至2%，民生依旧维持在很高的水准。至少从这一点上来看，日本仍有许多欧美国家需要学习的可取之处。毕竟，有些时候，失业比低增长更难以对付。

参考资料：

《日本的垃圾桶内，为何总能捡到成捆现金？》，潼简单；

《Foundations of Finance》，Anna Von Reibnitz；

《Japan aims to jump-start economy with $1.4tn of quantitative easing》，The Guardian；

《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的日本股市》，李晓明、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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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高山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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