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应该如何构建共识？

有很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什么是数字时代？

从本质上说，数字时代和之前的时代没有太大区别，但自由度会更高，因为数字时代并不仅是把货币数字化，更是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数字化，用共识来构建一个新社会。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中，运用其独特的“经济历史观”，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解读其发展规律。

在谈及明朝末期的经济危机时，他认为中央集权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也可以保护落后经济，更可以维护王朝安全。

但由于朱元璋不切实际的“以实物纳税”的方式，使得明朝末期的士绅和官僚勾结起来欺上瞒下，用极其高效的方式，逐渐榨干了大明的鲜血。

按照我的理解，黄仁宇先生认为应该构建一个“数字账目管理分工明确”的社会，才能使得稳定而成熟的商业结构生根发芽，从而一举击破封建社会的“300年宿命”。

在这方面，西欧比我们做得好。

由于黑死病的大规模侵袭，导致教会信誉破产，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先后发力，西欧的商业氛围极好，他们所构建的就是这种“数字账目管理分工明确”的社会。

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交通通讯业因此获益，银行业和保险业应运而生，商会等组织也出现了雏形。

日本幕府的情况特殊一些，他们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几乎赶上了西欧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得益于他们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天皇“万世一系”的传统。

资本主义生产一般被认为有三大要素。

第一点要鼓励资本自由流动，所以必须拓展信贷账务关系；

第二点要三权分立，不能由完全中心化的组织管理，所以职业经理人出现；

第三点要鼓励信息自由流动，所以管理学成为显学。

在数字时代，这三点完全可以涵盖为一点，那就是“如何在提高生产力的前提下构建信任”。

其基础其实还是从黄仁宇先生的观点触发：做好“数字管理”。

五百年前，英国人发明了公司这一产物，使得商业有了最恰当的承载平台，也用最直白的方式计算出公司所控制的资源和分布情况，并计算出其所能承担的义务。

公司的出现几乎让当时所有人眼前一亮：有这样一个组织，我们能不能把它看做一个个体，用更大的杠杆撬动更多的资金呢？

一百年后，威尼斯人将资产负债表修订完善了。

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弹性、短期偿还能力、长期偿还能力和绩效等要素都可以结合起来接受评估，结果可以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资金，从而走上更快更稳的发展之路。

既然公司可以这样做，国家还不是也可以呢？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虽然没有哪个组织有能力完全评估一个国家的全部潜力，但如果仅考虑政府和居民资产负债率，似乎也能间接推测出该政权的潜力。

就这样，如何通过收支系数计算出组织（政府或公司）潜力，已经成为了国际经济中的一门必修课。

除了计算潜力之外，还要考虑到中心化组织变卦的可能性，比如某政策的变化导致投资血本无归这种事，显然不算什么新闻。

这就诞生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当：风险评估。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基本核算表的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国际收支平衡表。它不仅可以反映一定时期一国（或地区）同外国的全部经济往来的收支流量表，也是对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过程中所发生的贸易、非贸易、资本往来以及储备资产的实际动态所作的系统记录。

在国际收支核算过程中，国际收支平衡表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复式记账原则来系统记录每笔国际经济交易。

国家资产负债表和国际收支平衡表加在一起，奠定了国家“数字管理、账目管理”的基础。

说数字时代，为什么要先说“资产负债”和“风险评估”呢？因为这或许会是数字时代最显著的两个特性。

我国在提及数字时代的建设时，格外强调了要把“数字经济和信用建设实现高度融合”，同时强调了对应法律的重要性云云。

这番话自然有打官腔的意味，但同时也厘清了一个关键点：如果未来真是一个人人自由的社会，那么必要的管控由谁来完成呢？

答案就是数字化版本的法律，简称“共识”。

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自然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大平台，除了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外，其他要素其实都是为了构建信任而存在。

换言之，只要有经济基础，就相当于人造人的骨架和五脏六腑都已经齐备，我们只需要在外附上血肉皮，使其看起来像一个正常人即可。

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经济基础出现了问题，所以发生暴力革命，干掉一批既得利益者，换上一批既得利益者，开始周而复始的轮回。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时代的构建，并不会与之前各个时代的构建有什么区别，其关键就在于：区块链所能提供的技术支持，能否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变化。

本文来源：赤币火旺
原文标题：数字时代应该如何构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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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赤币火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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