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个人》8：历史加速与知识资本过时的未来相对论

历史在加速，相信每个人都感觉到了；我也在加速，今天加量了，希望你们能感觉到我的爱。

之前我说，《主权个人》这本书，主要是在讲西方世界的事儿；我说错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有一些规律是超越东西的。现在，我觉得这本书尤其适合国人阅读。

我们常说，中国人用四十年走完了西方三百年，还是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在某种层面上确实如此。在另外一个层面，这对我们整个民族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杀机暗藏，就在不远处。

《主权个人》，剖析农业革命、工业革命，预测信息革命，它最佳的参照样本就是我国，三个阶段还在并行，高度浓缩。

第二章

历史视野下的大政治变革

“不断虚构，制造相信”

这种“虚构”是为了维护旧制度的门面，虽然它的本质已经“被野蛮人败坏了”。当最后一个罗马皇帝被野蛮人的“中尉”所取代，政府的规制并未改变。元老院还在开会。“地方行政官员及其他高级职位继续存在，并由有声望的罗马人担任。

”执政官依然每年提名一次。“罗马的民政管理部门完好无损地留存”；确实，在某些方面，它一直完整存续到十世纪末封建主义的诞生。在公共场合，使用的依然是旧帝国的徽章。基督教依然是国教。野蛮人也一直假装效忠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方皇帝，以及罗马法的传统。

但事实上，用杜兰特的话说，“伟大帝国在西方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又如何呢？

在你思考当下的世界时，参考罗马衰亡的远鉴，是很有必要的，其中有诸多关联之处。

大都数探讨未来的书，其实都在谈论现在。我们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使这本未来之书首先成为过去之书。我们相信，如果能用过去的实例，阐明大政治理论的重要观点，也就是关于暴力的逻辑；那么，就能帮助你更准确地预测未来。

历史是一位神奇的老师，它讲的比我们编的都要有意思；其中有关罗马衰亡的故事，更加值得品味和琢磨。人们记录了许多重要的教训，对你认识信息时代的变迁，可能很有启迪。

首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罗马的消亡，更加生动鲜明地说明了，在重大转型时期，当政府的规模崩溃时会导致什么后果。公元1000年的转折也涉及中央权威的崩盘，不过这次崩盘，也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范畴。15世纪末的**革命，同样给权力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增加而非减小了统治的规模。

而今天，一千年来第一次出现，西方的大政治环境，正在破坏政府、企业集团、工会，以及其他大规模运行的组织。

当然了，对比罗马帝国的末期与信息时代的前夜，引发政府规模崩溃的原因，是非常不同的。

罗马之所以灭亡，部分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扩张超出了暴力经济能维持的规模。帝国戍边的成本，使古代农业所能形成的经济优势荡然无存。资助军事行动所需的税收和监管负担不断攀升，经济被掏空。腐败遍地。

根据历史学家拉姆齐·迈克穆伦（耶鲁教授）的记录，当时军事指挥官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以职权谋取非法利益”上。他们的手段就是敲诈平民，这正是四世纪的观察家辛奈西斯所描述的“和平时期的战争，主要由士兵的不守军纪和军官的贪婪腐败所致，它比野蛮人的战争还要糟糕。”

罗马崩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安东尼时期的瘟疫导致了人口赤字。在当时的很多地区，人口都大量减少，这显然造成了罗马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衰落。这样的情况今天也没有发生，至少目前还没有（现在有了，译者注）。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在接下来的千年里，新的“瘟疫”之灾将加剧技术转型带来的挑战。20世纪人口的空前膨胀，为快速变异的微型寄生虫创造了理想的目标。担心埃博拉或者其他类似的病毒攻击大城市的人口，并非杞人忧天。

但是，我们这本书并不是要思考人类和疾病的共同演化，尽管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在这个历史的关口，我们要探讨的不是罗马为什么消亡；甚至也不是要分析，导致罗马灭亡的因素有哪些同样威胁着今天的世界。

我们要谈的与此不同，我们是想搞清楚，每当重大的历史变革发生时，人们是如何认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如何错误认知的。

在某种程度上，古今中外的人都有点保守；人们不愿意从某些角度去思考问题，如解散悠久的社会习俗、推翻公认的体制、违抗他们赖以生存的法律和价值观。

也很少人会想到，在气候、技术或其他变量上，一些看上去非常细微的变化，就能够切断他们与父辈世界的联系。罗马人不愿意承认，周遭的世界已经改变了。我们也是如此。

然而，不管你是否承认，我们都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它将革新人们组织生计和保护自我的方式，重塑整个社会。其意义之深远，变化之深刻，你要想理解它，就不能把任何事情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

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有人想让你相信，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和你成长的工业时代没什么两样。我们对此深表怀疑。在我们看来，微处理技术，将溶解砖头中的砂浆，颠覆暴力的逻辑，必然改变人们谋生与自卫的方式。

然而，对这些变化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人们倾向于淡化，或者闭口不谈；好像历史如何演进这件事，只能由工业机构主导和说了算。

大幻觉

有些作者，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学识渊博，但在思考未来的问题上，却会将你引入歧途，因为他们对社会运转的认识过于肤浅。

例如，大卫·克莱恩和丹尼尔·伯斯汀经过精心研究，写了一本专著，名为《公路勇士：信息高速公上的梦想与噩梦》（Road Warrior）。书中充满了令人赞叹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是用来论证一种幻觉，那就是，“公民可以自觉地、齐心协力地行动，去塑造他们周围自发的经济和自然进程”。

举一个不是很明显的例子，这其实相当于在说，如果当时每个人都重拾骑士精神，封建主义是可以存活下去的。在15世纪末的法庭上，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观点，反对它甚至被视为是异端。

但是，这依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导，就像蛇想把明天的身体塞进昨天的皮囊。

变化发生的深层原因，正是那些不受意识控制的因素；这些因素改变了暴力获利的条件。事实上，它们与任何人为的操纵都相距甚远，在一个充满政治的世界里，它们甚至不是政治操纵的对象。

从来没有人在游行中高喊：“提高生产，扩大经济规模”；也没有人打着横幅要求：“发明武器系统，提升步兵地位”；更没有候选人承诺：“改变应对暴力的效率和规模之间的平衡”。

这些口号很荒谬，因为它们的目标超出任何人可以主观影响的范畴。然而，正如我们即将探讨的，恰恰是这其中的变量决定了世界的运转，它们的影响超过任何政治宣言。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显而易见，很少有什么重要的历史转折是由人们的愿望驱动的。它们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厌倦了某种生活方式，而喜欢上了另外一种。

稍加思考就会明白：如果人们的想法和愿望是事情发生和改变的唯一决定因素，那么历史上的所有突变，都不得不被解释为，与实际生活条件的改变毫不相干的情绪躁动。这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除了在影响部分人的医疗问题上，我们很少看到完全脱离客观原因的情绪暴走。

一般来说，芸芸众生不会因为觉得很好玩，就突如其来地摒弃他们的生活方式。一个觅食者不会说：“我厌倦了生活在史前时代，我想住在农村，当个农民。”

人类在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上任何决定性的改变，毫无例外，都是对生活条件切实变化的因应。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始终是现实的。如果他们的观点确实发生了突变，那很可能说明，他们熟悉的生活条件被某些东西打断了，一次侵略，一场瘟疫，一次突然的气候变化，或者一场改变他们谋生和自卫能力的技术革命。

大多数人都渴望稳定，而不是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动；当变革来临，他们会感到困惑，并普遍陷入迷失，特别是那些失去收入或社会地位的人。

你要是盯着民意调查或者其他测量情绪的指数，想从中了解大政治变革的发生与发展，必将徒劳无功。

缺乏预见性的人生

我们之所以察觉不到周围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部分原因是变化并非人类之所欲，我们不想看到它。觅食者——人类的祖先，同样顽固不化，但他们有很好的借口。

一万年前，没人能预料到农业革命的后果。那时候的人除了在哪里找下一顿饭之外，几乎什么也预见不了。

农耕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关于过去的记录，无从预测未来。甚至没有后来西方的那种时间观念，时间还未被有序被分成秒、分、小时、日等单位，以衡量年份。

觅食者处于“永恒的现在”，没有日历，实际上也根本没有任何书面的记载。他们也不懂科学，除了直觉以外，也没有足够的智力去理解因果关系。

在展望未来时，我们的原始祖先是盲目的。引用《圣经》中的比喻，他们还没有“尝过知识的果实”。

以史为鉴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的条件要优越得多。经过500代人的进化，我们具备了祖先们缺乏的分析能力。借助科学和数学，我们解开了自然界的诸多奥妙。我们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相比于早期的觅食者，简直堪称神奇。高速计算机的发展，使我们通过算法对复杂动态系统的运转有了新的认识，例如人类的经济。

艰难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虽然远非完美，但也训练了人们对影响自身行为的因素的理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虽然不像经济学家所想的那么机械。

成本与回报是其中的关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奖励或者降低成本，改变某行为的外部条件，将激励人们更多地从事它。

激励措施不可小觑

人们会对成本与回报做出反应，这是行为预测的一个基本要素。你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往大街上扔100块钱，不管是在纽约、墨西哥城还是莫斯科，很快就会有人把它捡走。这种情形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微不足道，它足以证明，那些认为预测是不可能的聪明人是错误的。

任何正确衡量了激励措施影响的预测，大体上都可能是对的。而且，成本与回报的预期变化越大，它预示的发展就越不简单。

最具深远意义的预测，可能就来自于，认知和解读大政治变量的细微变化背后的含义。暴力是决定人类行为边界的终极力量。如果你能理解暴力的逻辑，以及它会如何运转，你就可以有效地预测，接下来人们会在哪里丢弃或捡起100块的大钞。

这并不是说你能知道不可知的东西。我们无法告诉你怎么预测彩票的中奖号码，或者其他任何完全随机的事件。我们没办法知道，恐怖分子会不会以及什么时候在曼哈顿引爆***；或者一颗小行星会不会掉到沙特阿拉伯。

我们也没法预测，会不会有的冰河世纪，会不会有火山突然爆发，或者新的疾病出现。有大量不可知的事情，都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但是，预测不可知与推导出已知事情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看到远处有闪电，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很快就会打雷；预测大政治的转型以及它的后果，与此类似，只是它涉及更长的时间框架，以及不那么确定的联系。

在后果展露之前，大政治变革的催化剂就已经出现了。农业革命的影响，用了五千年的世界才全部呈现。工业社会基于制造业和化学力量，从农业社会向它的过渡，就非常快，只用了几个世纪。

信息社会的转型会更快，可能只需一生的时间。不过，即使考虑到历史在锁短，现有信息技术对大政治的影响要完全实现，预期也得几十年的时间。

主要的及次要的大政治变革

在本章中，我们会分析大政治变革的一些共同特征。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更仔细地研究农业革命，以及第二大的阶段变化，就是从农田到工厂。

在农业文明时期，还有一些次级的大政治变革，如罗马的衰落与1000年时的封建革命；这些标志着权力等式的消长，政府的兴衰，农业战利品从一个人手上转移到另一个人。

罗马时期的大庄园主，欧洲黑暗时期的自耕农，以及封建时代的领主和农奴，他们吃着同一块地里长出来的粮食；但由于不同的技术、气候的波动、疾病的破坏累积起来的影响，他们经验的制度，判然有别。

我们并不打算彻底解释所有这些变化，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尽管我们已经勾勒出一些解释，说明了在过往的历史中，大政治变量的不断变化，是如何颠覆权力的行使方式的。

简言之，由于大政治变量的波动，降低或提高了运用权力的成本，政府也随之盛衰盈缺。

如果你想要理解信息革命，应该牢记以下要点：

1、远在权力革命爆发之前，权力的大政治基础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2、 每当重大的变革开始时，人们的收入通常会下降。这是因为，由于人口的压力，社会资源趋向边缘化，从而导致自身危机四伏。

3、 跳出系统，在“外面”观察，是一种文化禁忌。人们往往对现有社会的暴力逻辑视而不见，所以，他们也看不到这种逻辑的变化，无论是潜在的，还是公开的。大规模的政治变革在发生之前，很少有人能看得出来。

4、重大的历史变革总是涉及文化革命，新旧观念的支持者之间会发生冲突。

5、大政治的变革从来都不受欢迎，因为它会使苦心积累的知识资本变得过时，使既定的道德标准发生混乱。它不是来自于民众的普遍要求，而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由于暴力逻辑的外部条件发生了改变，社会必然做出的反应。

6、向新的谋生方式或新型政府的转变，在开始的时候，只局限在那些大政治的催化剂起作用的地区。

7、旧系统的失序和崩溃，往往导致暴力的加剧，所以，历史上的变革都有一个社会混乱的阶段，可能农业社会的早期是个例外。

8、腐败、道德滑坡和效率低下，是一个系统到了最后阶段的信号。

9、技术对暴力逻辑的影响日益加强，这导致了历史的加速，并大大缩短了两个阶段转折时的适应期。

历史在加速

今天的事态发展，要比以往的历史演进快上无数倍；所以，在同样的转折点，如果能提前认识到世界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相比你的祖先，这对你要有价值得多。

历史上的第一批农民，即使他们奇迹般地洞悉了农耕在大政治上的所有影响，这些认知其实也没有用；因为还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向新社会阶段的转折。

今非昔比。历史已经加速，准确预测新技术在大政治层面的影响，在当今社会大有裨益。

对于这次信息时代变革的潜在影响，如果我们建立起来的认知，能够达到现在普通人对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了解程度，那将无比宝贵。

简单来说，大政治预测起作用的范围，已经缩短到了最有用的时间段，那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回首过往的几个世纪，或者只是看看眼前，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人是靠着使用暴力武器的特殊本领过活的，往往活得还很好；不仅如此，他们的活动还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稀缺资源的利用。”

弗雷德里克·C·莱恩

我们对大政治的研究，就是想做到这一点，即挖掘出那些改变暴力行使边界的因素，以及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些大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使用暴力能够得到回报。

它们也有助于了解收入是如何在市场中分配的。就像经济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明确指出的，如何组织和控制暴力，在决定“稀缺资源的利用”上，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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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扯淡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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