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二）

石油美元与金融美元的融合

美国虽然建国才200多年，但它与别的国家有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深刻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政治根基，以及民众的思想和骨髓。即便是和平年代，美国也会构想一个假想敌。正因为有了这种危机意识，美国才能在每次社会变革，产业革命之前迅速地掌控并主导世界局势。对于货币霸权，美国有更多的考量。仅仅将货币霸权捆绑在石油贸易之上，就如同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只会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会令美国的全球战略失去灵活性，无替代选项和缺少可操作空间。美元锚定石油，虽然是货币霸权的重要一环，但军事介入、武力威慑的成本很高，两次海湾战争耗费了近2万亿美元。为适度控制维持世界货币地位的成本，美元霸权有必要建立在多维、多层次的权柄之上。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从二战后的贸易顺差转变为贸易逆差。黄金美元的解体，意味着国内经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工业社会的主要支柱产业——制造业，在欧洲和亚太经济体面前已无成本优势。要控制世界经济，美国必须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迫于成本劣势，在国内“去工业化”的口号之下，一部分制造业陆续迁出美国。一部分“重资产”的迁出，却换来了金融这种“软资产”的极速扩张。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中强势崛起。首先是老牌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在70~80年代大幅变革，新增了最具有创新的企业作为股指参考，其次是纳斯达克、标准普尔500指数相继问世，并逐渐垄断了全球的金融市场。它们很快成为全球最著名的三大股指。股市兴旺的同时，美国也积极拓展债市、房市、保险、大宗商品期货以及全球融资、风投中心。简而言之，石油美元纳入了新的元素，尤其是与美国金融中心的迅速崛起是分不开的。前者为美元在全球结算起着主力中轴的作用，后者为美元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衍生注入了经济活力，从而让美元成为价值创造的温床。

金融战争与军事战争、政治介入不同之处在于，仅仅依靠政治砝码和武力打击，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金融战争，要获得战争的主动权，除了掌握金融核武——货币霸权以外，还必须在全球金融市场拥有足够的话语权，本国如果没有强势的金融市场作为屏障，很难掌握金融战的主动权，并稳操胜券。美国金融中心的崛起，为美国政府和国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据统计，截止2019年，美国股市总市值约为30万亿美元，占全球股市总市值的50%以上，美国的金融财富超过105.99亿美元，约占全球财富的30%，这些数据充分地说明了美国的金融实力和影响力。金融霸权有利于稳定美元的国际信用，有利于打击潜在的竞争者。譬如1985年的美日“广场协议”，让日元升值，致使日元泡沫破灭，使得日本倒退数十年；9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以及苏联解体，在“华盛顿共识”的指挥棒下，多国的经济陷入债务泥潭。包括后来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华尔街金融大鳄全球狙击弱势货币。美元在经历多次金融战之后，进一步巩固了货币霸权。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基石也更加牢固。即便是美国2008年爆发了次贷危机。美元也能从焦灼的金融战中快速地满血复活，依靠的就是货币霸权加金融霸权。

创新、科技元素与货币霸权的融合

千万不要用静态的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有了货币霸权和金融霸权，就会让美国睡个安稳觉。前面说过，即便是和平年代，美国也会虚构出一个假想敌来与之战斗。对于货币战争，同样如此。由于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美国，尤其是硅谷迅速成为投资的热土。可以这样说，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美国人才深刻领悟了经济扩张、经济发展的本质，那就是——创新。通过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知识，形成新的产业分工，发展出新的科技和产品，从而创造和满足新的需求。譬如计算机，在二战的时候还仅仅是个军方的破译机器，战后仅仅20~30年就成为了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并迅速上升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信息革命、数字革命几乎都是硅谷创新驱动下发展起来的，看看素有“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的图灵奖就清楚了，几十年来的图灵奖获得者几乎都是美国人或硅谷的科技精英。美国金融中心的发展，大力培育了创新科技腾飞的土壤。纵观过去几十年里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美国可谓独领风骚，再看看历年来的诺贝尔奖就很清楚了，获奖者也主要以美国最多。科技创新、技术创新，成为拉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70年代以后的计算机革命、9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以及21世纪的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几乎都发生在硅谷。摩尔定律实现了以指数增长的新经济模式，它彻底摆脱了传统的线性经济。线性经济的弊端在于其边际成本随规模而增加，投资收益很快达到上限或负增长，利润存在“天花板”现象。工业社会的线性经济更多以“人海战术”获取市场，资源浪费巨大造成严重的环保问题，成本高企且不可持续。以摩尔定律为代表的指数经济，突破了线性增长的瓶颈，实现了以零边际成本的扩张，投资收益随知识的增长而没有上限，不存在利润的“天花板”现象。指数经济更多的以“技术创新”快速占领市场，成本低廉且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国对于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远超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要促进企业创新，科技创新，政府权力就必须从自由市场中撤出，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促进技术创新、保护知识产权，防止传统企业或规模企业垄断市场，并进而阻塞技术进步。要实现指数级增长的经济目标，仅有法律法规、产权保护制度还不够，还必须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和最优秀的素质教育培养体系。这些在美国都做到了。可以这样说，摩尔定律之所以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现，例如欧洲各国。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没有形成一整套创新激励的机制和制度，指数级增长只可能发生在美国这样的：通过市场来重奖和激励，那些创新的初创企业和科技精英，而要做到这一切。政府的权力，政府那只“有形之手”就必须从市场中撤出，减少行政干预，以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激励每一个创造、创新。譬如制造生产芯片的关键设备——光刻机。21世纪初，为了抢占芯片制造的技术制高点，世界各国纷纷研发新一代的光刻机——极紫外光刻机。包括美国在内有超过40个国家参与竞争和角逐，唯独美国用最短的时间研发成功，其他国家都陪跑了。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创新机制。偶尔出现在其他国家的技术创新和颇有潜力的科技公司，又极易被美国的金融中心价值捕获，从而将其收购，以加强其国际竞争力。譬如设计了阿尔法狗的Deepmind公司，本身是一家英国企业，被谷歌公司独具慧眼地提前收购了。

数字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加速了文明进程，也因此大幅提升了美国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数字技术的开疆拓土以及快速的科技成果转化，使得美元成为了价值创造的高地。纽约金融中心在硅谷创新的推动下，美国金融市场成为培育最有创造力的土壤。简言之，石油美元、金融美元与科技美元、创新美元的融合，加速了美元的价值膨胀，并进一步巩固和夯实了美元霸权的绝对影响力。如果说石油美元构筑了货币霸权的护城河，纽约金融中心则是世界货币的护城墙，这是传统货币霸权的防御体系，那么，科技、创新元素的加入则让美国掌握了货币战争中的制空权。货币的制空权，在以往的货币战争中从未出现过，美元也是首次。它的出现，可以有效地将任何隐性之敌消灭于萌芽之际，或将其收入麾下。货币制空权，让美元拥有了难以匹敌的致命打击手段。譬如美国通过制裁中兴、华为等科技企业，让中国陷入“无芯”之痛。美元的信用，是由美国背书提供的信用，它不仅依靠军力、强权、强力控制，并且糅合进了创新驱动、科技引领等国家综合实力。美元霸权得益于石油霸权、金融霸权和科技霸权三位一体的绝对优势。因此，美元才能成为世界货币，虽是一国之主权货币，却同时又具有了超主权货币的特征，成为事实上的货币世界的霸主。

货币的非国家化

数字技术带来的指数级增长，意味着知识的创新和裂变速度加快，也意味着世界进程的加快。尽管美元已经取得了无可匹敌的霸权优势，但技术的变革、金融的创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稍一疏忽都可能酿成巨患。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传统金融的弊端。作为反对传统金融，而又诞生于金融危机的技术成果——比特币与区块链。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拉开了数字金融的革命，它迫使全球金融体系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即数字化货币。由此引发的全球性新一轮货币战争，可称为数字货币战争。数字货币战争无论是从规模、烈度、还是技术迭代、创新速度都远高于传统的货币战争。

传统货币战争发生在主权货币之间的竞争与较量，而数字货币战争则不仅有主权国家，同时也将一些跨国企业、金融科技公司，以及民间、社会资本与技术力量都卷入其中。如果说传统的货币战争更像是两军对垒，或多国之间的明争暗斗，那么数字货币战争则更像是一场难分敌我、打成一锅粥的乱战。

法定货币或主权货币依靠的是政府信用背书，通过法律强制发行流通。央行通过商业银行发行货币，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结构，无论是央行还是商业银行，其本质上都是官僚化的机构。机构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心化，其提供的信用、信任是由制度设计的，它强制主权范围内所有人、所有企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遵守。任何人都不得拒收法币，否则就是违法。这个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货币、金融以及经济的监管，即法定货币要达到强监管，强信任的目的。中心化机构发行的法币，采用的是中心化的账本，对应的也就是中心化的数据库。中心化的机构、数据库以及发行方式其特点就是效率低下且成本昂贵。

中心化机构是由官僚制度组织起来的。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普遍认为，组织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一样，其本身也是一个耗散结构。组织与人一样，都有一个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的过程。历史上的朝代更替，社会制度的更迭，都是组织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长盛不衰，尤其是中心化的组织。中心化组织遭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僚社会下的一系列弊端，包括但不限于组织的维护成本高，信息传递不畅且损耗严重，内部的阻力、摩擦大，组织内耗严重且消耗的资源惊人。此外，中心化组织具有规模庞大、人浮于事、缺乏创新，人人搭便车，腐败、效率低下等人所共知的弊端。它不可避免地带来熵增（信息混乱），内部失序，维护成本极高，规模庞大且效率极低等问题。

法定货币、主权货币尽管是政府信用、国家信用背书，但任何信用都有损耗、降低甚至严重失信的可能。从货币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权货币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必须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美联储一般将美元的通胀目标设为每年2%，但当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心化的法币、主权货币系统只能突破通胀目标，开动印钞机大规模印钞。滥发货币，极易引发恶性的通货膨胀。2008年的次贷危机，美国为化解金融危机花费了十多万亿美元，而这些坏账只能通过“直升机撒钞票”的方式来消除。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它的损失会传递到全球社会的各个末梢环节，其最终是由全世界人民来买单。对于一些极端情况，例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国家，由于滥发货币、通货膨胀高到吓人，前一个小时用一车的钞票可以买到1斤米，下一个小时就只能买到1粒米，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恶性通胀中，钞票还不如印钞的纸张值钱。这样恶性通胀下的货币已失去民心，其所谓的国家信用也已经荡然无存。

过去，国家垄断和控制货币发行被视为理所应当，然而，在有一些地区，也存在企业或组织发行货币的特例。例如成立近百年的瑞士WIR银行，这是一个企业家联盟成立的银行，它不发行法定货币，而是只发行自身的WIR货币，它的特点是存款没有利息，贷款利息也很低（少于1%），这使得它的货币贷款业务很受欢迎。企业存款虽然没有利息收入，但它保值啊。成立近百年来，这家银行成功抵抗住了全世界多次金融危机，其他银行都倒闭了，就它活得好好的，且会员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瑞士WIR货币的成功，让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只能由国家垄断货币的发行，如果是，那么WIR能够长期存活下来，证明了什么？如果不是，会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和新契机？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其名著《货币的非国家化》。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其中心意思就如同这本书的书名一样，开篇明义的指出，货币的发行不能成为政府垄断的权力，他主张货币非国家化。即除了政府，任何企业都有权利发行货币。通过市场竞争，来确立最优秀的货币，共识程度最高的货币。透过市场竞争的货币，意味着货币战争的常态化，这样透过市场遴选出来的货币必然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与信赖。同时，这些企业或政府发行的货币必须时刻注意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准，以便适应社会的发展，保持技术创新的同时又不阻碍技术进步。货币的非国家化，在过去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人类社会要实现更快的发展，就必须打破常规和超越传统思维。在过去被斥为无稽之谈、大逆不道的事情，在未来则可能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对于货币而言，同样如此。现在已经有一些真实的范例。例如瑞士WIR，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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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中本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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