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疫后中国经济重启的一揽子政策建议》有感

最近，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公号上读到北大光华宏观政策课题组5月1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北大光华：疫后中国经济重启的一揽子政策建议》，文章的核心观点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面对实体经济和经济社会遭遇的巨大灾难，虽然我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重启方面走在世界前面，但是，我国“已经出台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较于复杂局面下的疫后经济重建目标及较长期将面临的下行压力，显得力度偏弱且碎片化，政策目标明确度不高。”对于这个观点我深有同感。

相比较于其它主要经济体的疫情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我们的政策的确“力度偏弱且碎片化，政策目标明确度不高”。我在4月20日曾经写过一篇时评，我在时评中说：“虽然3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以及4月3日再次降准释放4000亿长期资金，但有多少钱能到民营中小企业手中的确是个未知数，因为这些资金都缺乏明确的指向性。尽管4月15日央行开展了一年期1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利率从3.15%下调至2.95%，甚至用LPR改革引导银行降息。可如果中小企业连贷款都拿不到，降息对它们又有何用？”

我在时评中还说：“尽管2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鼓励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并新增优惠利率贷款，而且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月份开始的5000亿元和4月份开始的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用于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但是，这只是个额度，商业银行会考虑资金风险，它们不可能以救助资金的方式发放给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所以需要财政政策。”也就是说，需要政府出面动用财政资金不计利息或利润地救助企业或个人；至少政府应为企业背书，让商业银行敢于为需要救助的企业提供贷款。总之，政府不能缺位，不能简单地把救助工作交给商业金融机构，否则，资金只能像平常那样流向较好的企业，需要救助的企业只能在嗷嗷待哺中走向死亡，因为商业银行一定会考虑资金安全和收益，而不会像政府那样无偿救助。

据北大光华宏观政策课题组统计：“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其它减负纾困政策。迄今国家层面已经发布超过200项政策文件；地方政府推出的政策有800多项。”文件数量之多、之密集让我们目不暇接。虽然“各地财政用于疫情防控投入资金达到1452亿元，预计全年减免社保缴费在5000亿元以上，增值税全年减免800亿，第一季度对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达1560亿元，再加上用水、用电成本和房租减免及稳岗返还，货币政策之外的各项支持政策力度已经在1万亿元以上。但由于政策出台碎片化、政策目标明确度不高、落实情况参差不齐，再加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通畅等原因，虽然目前政策规模不小，但实体经济，尤其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和出口部分，仍然普遍感觉规模和力度不够大。”所以说，北大光华宏观政策课题组的观点是切中要害的，需要我们相关部门认真思考。真正把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强调的“加强对困难行业和中小微企业扶持”以及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的“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北大光华宏观政策课题组认为：“在短期内扶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方面，提振消费要比投资的效果更好、更直接，大规模的消费券发放可作为财政政策选项。消费券多在经济急速下滑时采用，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消费，消费增加带动企业生产，生产增加提供就业岗位，就业促进消费，整个过程不仅良性循环且具有乘数效应。”对于，这一观点我同样比较赞同，避免企业倒闭、解决就业问题以及扩大消费的确是我们目前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至于那些长期投资项目的确远水不解近渴。按北大光华宏观政策课题组的测算：“1元钱的财政补贴能带动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大规模发放消费券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课题组建议：“发放规模为9000亿元现金券和消费券。对低收入群体和疫区民众发放现金券，政策目标是纾困。”当然，消费券如何发放是有讲究的，课题组也给出详细的办法，这里不再赘述。

从全球多个经济体如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出台的疫情救助和重建方案看，均包含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甚至家庭或个人提供紧急贷款或资助的具体措施。所以，北大光华宏观政策课题组建议：“成立‘中小微企业稳定基金’，规模为1.5万亿，由财政主导，给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性信贷。”另外，根据北大光华宏观政策课题组测算：“2019年我国出口部门贡献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接近10%，占制造业比重接近30%。”因此，课题组建议“成立‘出口企业稳定基金’，支持出口部门，维护产业链布局，规模为5000亿。”

当然，在北大光华宏观政策课题组的这个包括5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9500亿元的降准资金以及1.5万亿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在内的4.88万亿元的一揽子政策组合建议中，我不赞成“加大新基建投资（3000亿）；加快基础设施REITs试点和配套制度建设；加大关键领域的有效投资，含公共卫生建设（1万亿）、老旧小区改造（2600亿）、租赁住房（4000亿）等”原因是，不管是老基建还是新基建都属于救治慢性病的，对于目前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急性病可能不够对症，或者是我前面说的远水不解近渴，钱没有花在刀刃上。至于“建议适当提升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等早在3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已经提出，也就不必建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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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中本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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