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欧最新文章：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第七章中美关系与摩擦

对于中美关系究竟走向何方？达里欧先生以非常客观、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并且对中美实力对比给出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度量指标。

文章来源：桥水达里欧最新作品：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第七章中美关系与摩擦（节选翻译版）

翻译：天风固定收益总部

导读

达里欧先生在9月25日发布在linkedin的文章《US-China Relations and Wars》是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的最新更新，这个主题也恰是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影响外交、产业、经济金融方方面面最为核心的主题，对于中美关系究竟走向何方？这一我们作为投资者存在诸多困惑的领域，达里欧先生以非常客观、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并且对中美实力对比给出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度量指标。

前言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中美当前所处的位置及其对中美关系的意义。由于中美两国在诸多领域存在竞争和摩擦，因此我们将研究它们的立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眼之所见的只是各种传统而经典的冲突形式（如现代科技背景下的传统科技摩擦，现代装备下的传统军事摩擦），因此我们将通过历史规律寻找出一些永恒和普遍原则。尽管我会研究不同的可能性，但本章还不会涉及对未来的猜想，这部分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未来”中进行说明。在本章中，我还将在传达事实的基础上更多分享观点（即分享我不确定的猜想）。（注意：我们已重新排列了本系列中的章节编号，使原来作为第二章的附录成为其自己的章节。因此，本章是9月11日“第5章：大周期”观察之后的下一部分。“中国及其货币”编号为第7章。）

与我的其他章节一样，如果您想快速阅读本章，可以只阅读粗体字；如果您想了解核心观点，则可以阅读斜体字。

我将首先介绍我的对于所有“关系”（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等）有关的三个原则，包括美中关系。像我的其他任何原则一样，您可以接受它们或者所有保留。这些原则是我的经验总结，而且对我来说确实很实用。如果您不感兴趣，请随时跳过它们。

我认为美中关系的主要原则是：

关系中的双方都可以选择是建立双赢的合作竞争关系还是双输的互为威胁的关系，尽管最终变成哪种关系都需要双方的一致行动。如果他们选择建立以双赢的合作竞争为主要基调的关系，他们将考虑对对方真正重要的东西，并尝试将其给予对方以换取自身的利益。在这种双赢的关系中，他们可以在互相尊重和慎重考量下进行艰难的谈判，就像在集贸市场上的两个友好商人或在奥运会上的两个友好团队一样竞争。如果他们选择建立互不相让的相互威胁的关系，他们将首先考虑如何伤害对方，以期迫使对方陷入恐惧的境地，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双输的关系与建设性的交往相比，将更容易遭受破坏性的冲突。历史表明，小规模冲突可以超越任何人的控制演变成大规模冲突，其后果比当初选择这条路的领导人预想的要糟糕的多，因此几乎所有各方都希望他们选择第一条道路。尽管双方都应该选择第一条路径，但是双方都有能力迫使局势朝着第二条路径发展。在各方的心中，无论他们选择哪种方式，都应考虑相对实力。在第一种情况下，双方应意识到另一方可以施加的筹码，并重视有质量的利益交换，避免冒进。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双方需要意识到对痛苦与损失的承受能力与打击对方的能力同等重要。由于双方会采取何种手段让对方蒙受更大损失本身就是一件不确定性很强的事情，第一种情况显然要安全的多。但是，第二条道路肯定会更清晰地判定胜负。这使我思考对于大国关系原则的看法。

我关于国家力量的主要原则是：

拥有实力，尊重实力，明智地利用自身实力。拥有实力是一件好事，因为拥有实力可以蔑视一切协议，规则和法律。在紧要关头，那些有能力落实他们对规则和法律的解释甚至有能力直接推翻规则和法律的人才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使用力量的顺序如下。当存在分歧时，意见分歧的各方将首先尝试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无需遵循规则/法律。如果这不起作用，他们将尝试使用他们同意遵守的协议/规则/法律。如果还没有用，那些在既定规则下无法满足自身诉求的人将诉诸于使用自己的力量。当一方诉诸力量引发争端而另一方并没有被吓倒时，就会发生战争。战争是对相对力量的考验，可以是全面的，也可以是局部地。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决定谁最终能得到什么的必要条件。战争通常会在建立一方的霸权后实现和平，因为没有人愿意与明显最强大的实体作战，直到该实体不再是最强大的实体。到那时，这种动态将再次开始。尊重实力很重要，因为打一场将要失败的战争并不明智；最好是协商出最佳解决方案（除非有人想成为炮灰，这通常是出于愚蠢的自我原因，而不是出于明智的战略原因）。明智地使用自身实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权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强迫他人给你想要的东西，即霸凌。它的内涵是要意识到建立双赢比双输要更好，而双赢关系的建立需要真诚和信任。换句话说，通常情况下，使用“硬实力”不是最佳途径，而使用“软实力”则更可取。[1]如果处于一种双输的关系模式中，想要摆脱这种困境方法就是与对方解耦，尽管可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明智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就是最好不要把力量表现出来，因为它通常会使他人感到受到威胁并建立自己的反威胁能力，这反而将导致相互威胁的关系。通常，最好将自身实力像一把刀子一样隐藏，只是战斗时拔出。但是有时候，当局势紧张时，展示实力并威胁使用它对于改善的谈判地位和避免真正冲突是最有效的。知道对方最关切或最不关切的事情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哪些事情是对方愿意或不愿意为之战斗的，以及战斗的方式。通过考察他们过去的国际关系以及他们使用自身实力的方式，展望他们今后可能的行为模式，并反复试探，可以对此有更清晰的认识。有时相互试探会导致针锋相对的升级，使双方陷入艰难的境地，即不得不在战斗和被诈之间做出选择。针锋相对的冲突不断升级往往使冲突超出双方合乎逻辑的要求。双方应该始终牢记力量平衡的位置在哪里，即知道在冲突中的利益与损失，这是让双方冲突有一个相对公平的处理结果的前提，就像在沟通协议时考虑到在法院上将会如何斗争一样。尽管大家通常渴望拥有实力，但谁也不想拥有无用的实力，毕竟维持实力是需要消耗资源的，尤其是时间和金钱。实力带来责任和担当。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拥有强大的力量是最好的，但常常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实力较弱的人比实力较强的人更具幸福感。在考虑如何明智地使用权力时，考虑何时达成协议以及何时进行斗争也很重要。为此，重要的是要考虑实力会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当实力强大时，最好使用实力来谈判协议，执行协议或战争。这意味着，如果自身相对实力下降，则应尽早斗争，反之则应拖延斗争的时间。当然，有时候战争对于满足自身诉求是合理且必要的。这使我开始思考关于战争的主要原则。

我关于战争的主要原则是：

当两个相互竞争的实体具有相当的实力，其中包括消灭对方的实力时，发生致命战争的风险很高，除非双方对自己不会遭受对方毁灭性打击的事实存在高度互信。想象一下，您正在与一个可以与您合作或消灭您的人打交道，并且您可以与他们合作或消灭他们，而你们两个都不确定对方会做什么，此时你会怎么做？即使您和对手要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合作，但你们每个人要做的合乎逻辑的事情是在对方消灭你之前先消灭他。因为生存至关重要，而且你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消灭你，尽管你确实知道在你消灭他们之前消灭你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在博弈论中，处于这一位置的现象称为“囚徒困境”。因此，为避免致命的战争，建立一套相互保证不对对方进行致命性破坏的保护机制很重要。建立利益交换和依赖关系，使人们无法忍受进一步的损失，有助于巩固了良好的关系。因为a）大多数战争是在不清楚哪一方更强大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结果不确定，b）战争的代价巨大，c）输掉战争是毁灭性的。兵者凶器也，即便你有信心认为自己不会受到无法接受的损失，但也需要慎重考虑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是否得当。

尽管本章我主要关注点在中美关系，但是我们和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如同在一个多维度的棋局，要求每个玩家考虑一些关键玩家（即国家）的许多立场和可能的举动，这些国家有广泛的因素需要权衡，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例如，现在参与到这个多维度棋局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其他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他们都有许多因素考虑，这些因素将会决定他们的行动。从我玩的游戏（即全球宏观投资）中，我们知道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以做出制胜决定是多么复杂。我也知道，我做的事情不像那些当权者那样复杂，我知道我无法获得与他们一样的信息，所以如果是说我比他们更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如何处理那将是一件很傲慢的事情。出于这些原因，我谦逊地提出我的观点，带着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我会诚实的告诉你，我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和世界在这些摩擦中如何运转的。

各自处境

在我看来，命运和它的大周期表现使这两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处于现在的位置。他们带领美国经历了一个相互促进的成功大循环，导致了过度行为，导致了许多领域的衰弱。同样，中国历史上也一度经历了大周期的衰退，导致了难以忍受的恶劣条件，导致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导致了中国现在所处的相互促进的上升。

例如，命运和巨额债务周期导致美国现在正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周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债务过多，并且需要迅速产生更多的债务，它不能用硬通货来偿还债务，所以它不得不用经典的后周期印刷货币的方式将债务货币化，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典型地说，处于这种不利地位是美国的成功导致这些过度行为的后果。例如，正是由于美国在全球取得的巨大成功，美元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储备货币，这使得美国人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过度借贷，从而使美国处于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很多钱的脆弱地位，这些其他国家在持有一个过度负债国家的债务方面处于脆弱的地位。美国正在迅速增加债务并将其债务货币化，并向持有债务的国家支付显著的负实际利率。换言之，正是因为传统的储备货币周期，中国在世界储备货币中存了很多钱，这导致它向那些想借钱的美国人放贷，这使得中国和美国在这些摩擦进行时，陷入了尴尬的债务债权关系。

命运和财富周期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导致了激励措施和资源的到位，促使美国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财富，最终导致了巨大的财富差距，这些差距正在引发冲突，威胁着国内秩序，威胁到美国保持强劲所必需的生产率。在中国（1840至1949，译者注），由于债务和货币疲软、内部冲突以及与外国势力的冲突，典型的中国金融崩溃导致了中国的大周期衰退，与此同时，美国崛起。正是这些极端恶劣的条件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激励机制和市场/资本主义方法的产生，从而产生了中国的巨大进步，巨大的财富，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是可以理解的。

同样的，命运和全球权力循环的运作方式也让美国陷入了一个不幸的境地，不得不在a）为捍卫自己的地位和现有的世界秩序而战和b）撤退之间做出选择。例如，正是因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太平洋战争，美国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在以下两个选择中做出选择：一是保卫中国台湾，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它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也不会拼出它的名字；b）撤退。正是因为这样的命运和全球权力循环，美国现在70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基地，以捍卫其世界秩序，尽管这样做是不经济的。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取决于维持不断加强的力量，而不产生导致其衰落的过度行为。真正成功的公司已经有200-300年的时间了。没有人能永远做到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在这本书中，我们回顾了过去500年的历史，特别是荷兰、英国和美国储备货币帝国的兴衰周期，以及中国王朝的最后1400年，这些把我们带到了现在。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置身于让我们站在这里的大局故事的背景中，并看到事情如何运作的因果模式，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看待我们所处的位置。现在我们需要更详细地了解我们的情况，希望不要忽视这一大局。当前，不知不觉的小事情，TikTok，华为，香港制裁，关闭领事馆，移动战列舰，空前的货币政策，政治斗争，社会冲突，以及其他许多将开始显得更大，我们将发现自己在暴风雪中，每天都向我们袭来。每一项都需要一章的篇幅，我不打算在这里做这样的研究，但我将涉及主要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种主要类型的摩擦需要考虑：1）贸易/经济摩擦，2）技术摩擦，3）地缘政治摩擦，4）资本摩擦，5）军事摩擦。虽然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这些“摩擦”不会发生，在摩擦发生的领域寻求合作，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这些“摩擦”的存在，我们应该利用过去的历史案例和我们对正在发生的实际发展的理解，思考下一步最有可能发生什么和如何处理。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在不同程度的博弈中出现。它们不应被误认为是个别冲突，而应被视为相互关联的冲突，是一个更大的不断演变的冲突的延伸。在观察这些冲突的发生过程中，我们需要观察并试图理解双方的战略目标——例如，他们是在试图加速一场冲突（一些美国人认为这对美国最有利，因为时间在中国这边，因为中国的实力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还是他们试图缓和冲突（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摩擦，他们会过得更好吗？为了防止冲突升级失控，两国领导人必须清楚地知道“红线”和“跳闸线”是什么，标志着冲突严重性的变化。现在让我们从历史的教训和它们所提供的原则来看看这些摩擦。

贸易/经济摩擦

就像所有的冲突一样，贸易冲突可以从一场礼貌的争论变成一场危及生命的摩擦，这取决于战斗人员想走多远。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美中贸易摩擦走得太远——它只包括一些经典的关税和进口限制，这让人想起我们在其他类似冲突时期反复看到的关税和进口限制（例如，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我们看到，贸易谈判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反映在一项非常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该协定正处于初期阶段，目前正在初步执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次“谈判”是为了考验彼此的权力，而不是指望全球法律和法官（如世界贸易组织）来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通过力量测试，所有这些摩擦将如何进行。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力量测试将走多远，将采取何种形式。

除了贸易争端，美国对中国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还有三大经济指责。

1.中国政府奉行一系列不断演变的干预政策和做法，旨在限制进口商品、服务和企业的市场准入，从而通过制造不公平的做法来保护本国产业。

2.中国政府为中国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政府指导、资源和监管支持，其中最显著的是制定政策，从外国公司特别是敏感行业获取先进技术。

3.中国知识产权的问题，有些行为被认为是国家赞助的，有些则被认为是政府之外的直接控制。

一般来说，美国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既有试图改变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例如，让他们向美国开放市场），也有自己的做法（对中国关闭美国市场）。美国不会承认做了他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例如，获取知识产权），就像中国人承认做了一样，因为承认做这些事情的公关成本太高了。当他们寻找自己事业的支持者时，所有的领导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像是军队的领导人，他们在为正义而战，而邪恶的军队却在做坏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双方指责对方在做坏事，而没有披露他们正在做的类似事情。作为一个原则…

当事情进展顺利时，很容易保持道德高地。然而，当战斗变得艰难时，就更容易为之前被认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与其说它不道德，不如说它是道德的）。随着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在理想主义描述正在做的事情（这有利于国内的公共关系）和为赢得胜利而做的实际事情之间出现了两极分化。这是因为在摩擦中，领导人想让他们的选民相信“我们是好人，他们是邪恶的”，因为这是争取人民支持的最有效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愿意为这一事业杀人或牺牲。如果一个务实的美国领导说，除了人们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道德法则之外“战争中没有法律”和“我们必须遵守和他们一样的规则，否则我们就会愚蠢地把一只手放在背后强迫自己去做”，那这样不容易激励他人。

关于贸易摩擦，我相信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将要看到的最好的贸易协定，而且这场摩擦恶化的风险大于它改善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不会看到任何条约或关税的变化，因为所有的贸易谈判都要等到美国总统大选后才开始。除了选举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获胜以及他们将如何处理这场摩擦。这将对美国和中国如何应对正在展开的大周期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两党唯一达成共识的就是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中国对鹰派的态度有多强硬，这种态度到底是如何表达和反应的，现在还不得而知。

这场摩擦怎么会恶化？

传统上，贸易/经济战中最危险的部分是，双方切断了另一方的基本进口（例如，中国切断了美国生产高科技产品、汽车发动机和国防系统所需的稀土元素，美国切断了中国的基本技术）和/或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必需品（例如，美国切断了中国从台湾进口半导体、从中东或俄罗斯进口原油、或从澳大利亚进口金属）就像美国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一样，这是随后军事摩擦的一个短期先行指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朝这个方向的运动。我并不是说有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我想明确的是，切断任何一方重要进口的举措都将标志着一场重大升级，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如果不这样的话，国际收支的演变将走上正常的道路，因此国际收支平衡将主要根据各国不断演变的竞争力而演变。

基于这些原因，两国正在转向更多的国内生产和“解耦”。[2]在过去的40年里，它获得了这样做的能力。今后五年，我们应该看到两国更加独立。很明显，在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削减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将远远大于此前。

科技摩擦

科技摩擦比贸易摩擦要更加重要，因为无论是哪方赢得了科技摩擦的胜利很有可能也会在经济和军事的竞争中获胜。

美国和中国现在是全球大型科技行业的两大主导，而大型科技领域将是未来的行业发展方向。中国的科技行业已经在国内获得了迅猛发展以服务在中国的中国人，并成为了全球市场上有力的竞争者。同时，中国也保持着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科技的高度依赖（例如，中国台湾的半导体芯片）。这使得美国很容易受到中国技术日益增长的发展和竞争的影响，也使得中国很容易被切断与美国或非美国的基本技术的联系。

总体而言，尽管在不同类别的技术上表现参差不齐，美国现在似乎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但是美国正在失去领先地位。例如，尽管美国在先进的人工智能开发方面领先，但在5G方面却落后了。作为对这一趋势的不完美反映，美国科技公司的总市值约为中国的两倍，而且中国的份额增长速度快于美国。这种计算低估了中国的相对实力，因为它不包括一些大型私营企业（如华为和蚂蚁金服）和非公司（即政府）的技术发展，这些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大。如今，中国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是全球第五大和第七大科技公司，仅次于美国最大的“FAAMG”股票。一些最重要的技术领域正在由中国主导。例如，40%的世界最大民用超级计算机在中国，中国在5G竞赛中领先，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竞赛的某些方面领先，中国在量子计算/加密/通信竞赛的某些方面也同样领先。在其它技术领域也存在类似的领先优势，比如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和移动支付的美元交易额居全球首位，远远领先于美国。当然，还存在着我甚至是我们消息最灵通的情报机构都不知道的一些正在秘密开发的技术。

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更快地提升其技术和决策质量。大数据+大AI +大计算=优决策。中国人的人均数据收集量远远超过美国（中国人的人数是美国的四倍多），他们在人工智能和大型计算领域投入巨资，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投入到这些及其它技术领域的资源数量远远超过美国。在提供资金方面，风险投资家和政府几乎都在向中国的开发者提供无限量的资金。在人才方面，中国大学毕业后从事科技职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学生数量大约是美国的8倍。美国整体的科技能力领先（尽管在某些领域已经落后），当然也有一些大型创新中心，尤其是在顶级大学和大型科技公司，所以美国并没有出局，美国在科技域领先的相对位置正在下降, 因为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提升。请记住，中国的朋友在36年前还在惊叹于我送给他们的掌上计算器，并想象一下36年后他们会是什么样子，那并不遥远。

为了应对技术威胁，美国正在阻止中国公司（如华为、TikTok和微信）在美国的使用，试图削弱它们在国际上的应用范围，并可能通过制裁来阻止他们获得生产所需的配件从而削弱它们的生存能力。美国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a) 中国利用这些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从事间谍活动？b) 美国担心这些中国公司变得更有竞争力？c) 为报复中国不允许美国科技公司自由进入中国市场？尽管这些说法都存在争议，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公司和其他的中国公司正迅速变得更具竞争力。作为对这种竞争威胁的回应，美国正在采取行动遏制或杀死有威胁的科技公司。有趣的是，虽然美国正在切断获取知识产权的渠道，它本可以在不久前以更强有力的手段达成这一目的，因为美国拥有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的知识产权。中国正开始对美国采取同样的行动，这将造成越来越大的伤害，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在很多方面都在变得更好。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从惊叹于廉价的计算器中走了很长的路。

关于技术偷窃, 虽然普遍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五分之一的北美本土公司在CNBC全球首席财务官理事会2019年的调查中声称有知识产权被中国公司偷窃[3]）, 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对中国科技公司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如果一家公司在某个国家违反了法律（比如华为在美国），人们会希望看到这种犯罪行为受到法律起诉，这样人们就能看到证据，表明这些技术中嵌入了间谍设备。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对竞争力不断增强的担忧是中国科技公司受到攻击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我们不能指望政策制定者会这么说。美国领导人不能承认美国技术的竞争力正在下滑，也不能公开表达不允许与美国人民的自由竞争，多年来，美国人民一直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即竞争是公平的，也是产生最佳结果的最佳过程。窃取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实践问题，自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也一直难以防范。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看到的，英国对荷兰这样做了，美国对英国也这样做了，都是为了让自己更有竞争力。“偷窃”意味着违法。当两国间发生战争时，没有法律、法官或陪审团来解决争端，做出决定的真正原因往往不会被决策者披露。我并不是在暗示美国的激进行为背后有不好的原因;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我只是说，它们可能不完全像陈述的那样。保护主义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目的是保护企业免受外国竞争。华为的技术无疑具有威胁性，因为它比美国的技术更好。看看阿里巴巴和腾讯，并将它们与美国同行进行比较。美国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公司不在美国竞争。亚马逊和其他一些美国科技公司之所以不能在中国自由竞争，主要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无论如何，科技行业正在解耦，这是中国和美国更大程度解耦的一部分，将对5年后的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科技摩擦恶化将是什么样子？

尽管如此，美国在技术上仍处于领先地位（尽管优势正在迅速缩小）。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非常依赖从美国和美国能够影响的非美国来源进口的技术。这给中国制造了巨大的弱点，同样也为美国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它最明显地存在于先进的半导体领域，尽管它也存在于其他技术中。世界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动态是许多值得关注的有趣动态之一，该公司向中国和世界提供所需的芯片，而且可能受到美国的影响。有很多类似的技术进口对中国的福利至关重要，而从中国的必要技术进口对美国福利影响则少得多。如果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渠道，那将是冲突风险大幅上升的信号。另一方面，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在5-10年内，中国将比美国在技术上更加独立和强大，届时我们将看到这些技术的进一步解耦。

地缘政治摩擦

主权，特别是涉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正如你能想象到的, “100年耻辱”时期和外国“蛮族”的入侵给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足够充分的理由来a）在其境内拥有完整主权b）拿回那些被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地区（例如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c）绝不能变得软弱以至于被列强随意摆布。中国渴望主权和维持独特的做事方式（即文化）是为中国拒绝美国要求他们改变中国内部政策（例如，更民主，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西藏和新疆问题，如何处理香港和台湾问题，等等)的原因。一些中国人私下里指出，他们都没有要求美国应该如何对待美国境内的公民。他们还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文化上倾向于改变宗教信仰。把他们的价值观、犹太基督教信仰、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强加于人，这种倾向从十字军东征前就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对他们来说，主权风险和文化风险构成了一个危险的组合，可能会威胁到中国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行事的能力。中国人相信，他们拥有主权和能力去做他们认为最好的事情，这是由他们的等级管理结构决定的，是不可妥协的。在主权问题上，他们也指出，他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会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颠覆他们的政府，这也是无法容忍的。这些都是存在的最大威胁，我相信这也是中国人会誓死捍卫[4] 。如果美国想防止一场热战，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就必须小心。对于不涉及主权的问题，我相信中国人会希望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避免一场热战收场。

可能最危险、最重要、难以和平解决的主权问题就是中国台湾问题。许多中国人认为，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美国永远不会兑现其允许台湾和中国统一的隐含承诺。他们指出，当美国向台湾出售f -16和其他武器系统时，看起来肯定不像是美国在推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既定目标。因此，他们认为，确保中国安全、团结的唯一途径就是拥有对抗美国的力量，希望美国在面对更强大的中国时能够理智地默许。我的理解是，现在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更强了。此外，中国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强军事实力。所以，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如果我们看到一场正在出现的主权之争，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第四次台湾海峡危机”，我将非常担心。“美国会为保卫台湾而战吗?”不确定。如果美国不参战，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对美国来说则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它将标志着美国在太平洋及其以外地区的衰落，就像英国失去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大英帝国及其以外地区的终结一样。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这一损失。以英国为例，它标志着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终结。美国在保卫台湾方面做得越多，输掉战争或撤退所造成的耻辱就会越大。这是令人担忧的，因为美国一直在做着保卫台湾的大戏，而命运似乎正在让它更接近现实。如果美国真的打起来了，我相信一场以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与中国大陆的台湾战争在美国是非常不受欢迎的，美国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最大的问题是这会不会导致一场更广泛的战争。这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希望对这场大战及其带来的破坏的恐惧，就像对相互毁灭的恐惧一样，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

同时，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我相信对方有强烈愿望不与美国开展一场冲突，或者强行控制其他国家（不同于想要获得在其所在的地区为所欲为和影响该地区所有国家的能力）。我知道，大家知道一场冲突有多可怕，也担心无意中重蹈第一次世界失去秩序的覆辙。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会更喜欢合作关系，而且，我怀疑，他们会很高兴地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影响范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自己的“红线”（也就是说，如果越过这条红线，就会导致一场冲突)，而且他们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挑战。[5]

在全球影响方面，美国和中国都有对于各自来说特定重要的地区，主要基于地域远近（他们最为关心地域是与他们最接近的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对于必需物料的获取（例如，他们最关心保持必需矿物或者科技的供应渠道不被切断），较小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出口市场。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地区，第一是那些他们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是他们的边界领土（例如,在中国海域）和那些在关键供应航道（比如纽带和通道国家）或是那些关键进口物料的提供方，第三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联盟国家。

近年来，中国在这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活动显著扩大，对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行为主要都是经济活动，通过增加对目标国家的投资（例如，贷款、购买资产、建设道路和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以及向国家领导人提供军事和其他支持）来实现，而美国却在减少对这些地方的投资。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认真考虑允许中国人在本国境内购买资产的政策。

一般来说，中国人似乎希望与大多数非竞争国家建立类似历史上朝贡的关系，这些国家离中国越近，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力就越大。为了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环境，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在纠结，是与美国结盟更好，还是与中国结盟更好，那些地缘上最接近的国家需要对这个问题给予最大的考虑。在与世界各地领导人的讨论中，我一再听到有人说，有两大首要考虑因素——经济和军事。他们几乎都说，如果要从经济角度做出选择，他们会选择中国，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对他们更重要（贸易和资本流动），而如果他们从军事支持视角做选择，美国有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当他们需要保护的时候美国是否会提供军事帮助。大多数人怀疑美国是否会为他们而战，而亚太地区的一些人则质疑，如果美国想赢，它是否有能力获胜。

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意义重大，其工作方式与美国在二战后为关键国家提供经济利益的方式大体相似，以帮助确保所需的关系。相对于中国的影响力，美国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消退。就在几年前，美国还没有明显的对手，所以美国很容易就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发现大多数国家都会遵守；唯一的竞争力量是苏联（它算不上是什么对手），它的盟友，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经济实力。过去几年里，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一直在扩大，而美国的影响力一直在减弱。在多边组织中也是如此——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法院——这些机构大部分都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开始之初由美国建立的。随着美国退出这些组织，这些组织正在削弱，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5-10年里，除了在其他领域的解耦[3]之外，我们还将看到哪些国家会与这些主要大国保持一致。除了金钱和军事力量，中国和美国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即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软实力）将影响这些联盟的形成——风格和价值观很重要。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听到世界各国领导人描述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是“残酷的”，如果他们不按照这两个国家领导人的意愿行事，他们将会受到惩罚，这种担忧正在加剧，而他们不喜欢这样，甚至不喜欢被推到对方的怀里。看看这些联盟表现如何是很重要的，因为纵观历史，最强大的国家通常会被整体上更强大的弱国联盟击垮。也许最值得关注的关系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自1945年世界新秩序开始以来，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国中有两国结盟以中和或压制第三国。俄罗斯和中国都有很多对方需要的东西（例如，中国从俄罗斯获得自然资源和军事装备，中国为俄罗斯提供融资)。而且，由于俄罗斯军事力量强大，它将是一个很好的军事盟友。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些国家是否与美国或中国在问题上达成一致（例如，是否允许华为进入）来观察进展。

除了国际政治风险和机遇之外，两国国内当然也存在较大的政治风险和机遇。这是因为有不同的派系在争夺对政府的控制权，而领导人的更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难以或不可能预料的政策变化。虽然几乎不可能预测，但这些变化并非完全不可能预测，因为无论谁掌权，都将面临当前存在的挑战，而且这些挑战正在以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大循环方式展开。因为所有的领导者（以及这些演化周期中的所有其他参与者，包括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些周期的不同部分上车或下车，他们（以及我们）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特定的情况。由于历史上其他的人在过去的周期中都是在相同的阶段中进进出出，通过研究这些人在类似的阶段中遇到了什么，以及如何处理他们遇到的困难，并运用一些逻辑，我们可以大致想象出可能的范围。

资本摩擦

两种主要的资本摩擦风险是：与资本隔绝（对中国来说，这是比美国更大的风险）和失去储备货币地位（对美国来说，这是比中国更大的风险）。

在第5章中，我回顾了经典的资本摩擦策略。这些都是中美冲突的可能性。这些行动的现代术语是“制裁”。目标是切断敌人的资金来源，因为没有钱就没有力量。制裁有多种形式，主要包括金融、经济、外交和军事制裁。在每个类别下都有许多版本和方式。截至2019年，美国对个人、公司和政府实施大约8000项制裁[7] 。我不打算深入研究不同的版本和目标，因为那太离题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美国迄今为止拥有最重要的阿森纳制裁。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也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使它有能力通过威胁那些与目标实体打交道的金融机构，阻止金融机构与之打交道，切断它们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从而切断目标实体获得资金和信贷的渠道。这些制裁绝不是完美或全面的，但通常都是非常有效的。

由于金融市场制裁如此有效，它们自然会导致那些最有可能受到制裁的国家想方设法绕过制裁（例如，开发一种替代支付系统），或者削弱美国施加制裁的权力。例如，俄罗斯和中国都面临着这些制裁，而且面临的制裁风险要大得多，它们现在各自发展并合作开发一种替代支付系统。中国央行很快将成为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主要央行，这将使数字货币的使用更具吸引力。在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方面，无论取得什么进展，都需要一段时间，这应被视为未来5年中美关系解耦阶段的一部分。

美国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于能够印世界货币（即拥有世界领先的储备货币）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操作力量（如对清算系统的影响）。美国正处于失去部分这种力量的危险之中，而中国正处在获得部分这种力量的位置上。这是因为买入并持有美元债务的意愿正在减弱，因为a）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在外国人的投资组合（最重要的是政府控制的投资组合如央行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中占比过高，基于外汇储备规模合意性的长期衡量标准来看的话[8]；b）美国政府和美国央行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加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货币，这是可怕的，而且如果美联储不将大部分债务货币化的话，美国财政部发债的需求将得不到满足；c）持有这些债务的激励缺乏吸引力，因为美国政府支付的名义收益率可以忽略不计，实际收益率为负；d）在潜在的战争时期，持有债务作为交换媒介或财富储备不如在和平时期受欢迎。此外，中国持有的约1万亿美元债务（顺便说一下，这只相当于约27万亿美元未偿债务的4%左右）存在一些风险。此外，因为其他国家意识到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也会对他们采取，任何针对中国持有美元资产的行动，都可能增加其他美元资产持有者持有美元债务资产的风险，从而降低对美元资产的需求。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在大多数国家之间自由兑换，并且让多数国家方便使用，也就是说，美国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对其资本流动进行控制，以及(或)以违背世界利益的方式执行货币政策，这使得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吸引力下降。正如你所看到的，美元走弱的影响正在累积。与此同时，美元处于独特的强势地位，因为它被广泛使用，这使得它更有价值，更不容易被取代。

美国正在试探同时采取以下措施的极限a）创建大量以美元计价的货币和债务，b）不断下降的负实际收益率，c）美元被用作武器（例如，可以通过资本管制来限制其使用）和d）法定货币体系。我们不知道极限是多少，我们不能说它到了极限，直到它达到。到那时，要想解决就太晚了。从我对历史上存在这些条件的极端案例的研究中，以及从我们对当前和未来的美元和债务供应和需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债务的投资者正在测试不破坏储备货币地位的前提下创造货币与债务的极限。从与世界上在这个领域最有知识的人交谈，包括那些现在管理着世界货币和经济政策的人，以及那些过去做过的人，在与我交谈过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在看到证据后——无论是历史案例与当前案例的关系，还是以美元计价的货币和债务的供应和需求的现状——不同意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领域，并在测试什么是可能的极限。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相信美元会大幅贬值，或在不久的将来仅作为储备货币之一。美元和美元债务的情况就像利率的情况一样（并与之相关）。如果几年前你问是否会达到这些极端——比如，名义和实际长期利率为负，资本市场上债务和借款规模如此之大，政府也不施加资本管制来改变这种情况——所有这些有知识的人都会说“难以置信”。这是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而且很难弄清楚为什么债券的持有人和买家会接受这种交易，而不愿将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其他领域。人们应该看看过去的极端情况，当时预算赤字和债务货币化规模如此之大，利率却保持在低水平（这是战争年代当政府需要资本管制和利率目标），再回顾最通货紧缩。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现在，通过观察谁以什么原因买了什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然而，这个教训与人们经常在市场上得到的教训是一样的，那就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的频率比人们预期的要高。因此，尽管大多数人，尤其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专家，都同意我们正在试探极限，但没有人，包括我在内，应该肯定地说，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在短期内大幅下降。然而，我们可以意识到它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并且知道，如果它来了，它可能无法被阻止。这些债务的持有者将会出售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将资产投向别处，以及聪明的债务人将大量借入美元债务，他们将利用这种廉价资金获得更高回报，这些举措将要求美联储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出选择：a）允许利率上升到不可接受的程度（因为利率上升将严重损害市场和经济），b）印刷钞票购买大量债务，这将进一步降低美元和美元债务的实际价值。正如第2章和第3章所描述的，它看起来像一种经典的货币防御机制。在那一章中解释过，当面对这样的选择，中央银行几乎总是印钞票，购买债券，货币贬值，并且开始自我强化，因为持有货币的利率不够高，不足以弥补货币的贬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货币和实际利率达到新的国际收支平衡为止。换句话说，直到有足够多的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被强制出售，以及美国人减少购买这些资产，从而减少用债务支付。

关于美元，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当没有好的替代货币来取代美元时，美国如何能失去其储备货币地位?”所以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个问题。储备货币资产及其当期占外汇储备总额的百分比如下：

由于历史原因和影响它们相对吸引力的基本面因素，这六种货币是最常用的储备货币。正如本研究前面的图表所解释和显示的，储备货币的使用，就像一种语言的使用一样，滞后于使用它的基本原因很多年，因为货币的使用不容易改变。目前，四种最常用的储备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都是1945年后的老牌帝国，尽管它们的基本吸引力有限。他们来自G5国家，和G5一样都是过时的。

至于每种货币的基本吸引力：

美元问题已经讨论过了，所以我就不重复了。

欧元是一种结构薄弱的货币，由货币联盟勉强维系在一起的国家创造出来，这些国家在大多数问题上高度分散，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很薄弱。

日元是一种国际上不被非日本人广泛使用的货币，而且面临着与美元相同的许多问题，包括债务过多且快速增长，以及货币化导致其支付的利率缺乏吸引力。日本只是一个中等实力的国家，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是领导力量。

英镑是一种过时的货币，基本面相对较弱，在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地缘政治实力的大多数标准中，这个国家相对较弱。

黄金之所以被持有，是因为它使用时间最长，效果最好。像英镑一样，因为它也是过去的储备货币。在1971年以前，黄金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它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没有之前描述的法定货币的弱势。与此同时，由于黄金市场的规模有限，所以作为货币的规模也有限。

人民币被选择作为一种储备货币，因为中国较强的基本面——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有最大份额，其经济规模与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大体相当，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以及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相对稳定，而且它的外汇储备和其他优势都很大。此外，它没有零利率，没有负实际利率，也没有债务的印刷和货币化问题，尽管它有很多国内债务需要重组。它的缺点是应用不广泛，不能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的自由浮动，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需要更好的发展，清算体系不发达，还没有建立起世界投资者的信任。

历史已经表明，每当货币不被需要时，它们就会被抛售并贬值，资本进入其他投资领域（如黄金、白银、股票、房地产等），因此一种货币的贬值并不必然需要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替代货币市场。换句话说，美国可能会看到自己的储备货币地位下降，而没有另一种储备货币可供选择。

如果美国不扰乱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它们可能会迅速发展，并日益与美国货币和信贷市场展开竞争。你不会一下子看到所有这些，但你会看到它在未来5-10年里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荷兰、英国和美国的例子表明，发展与事物的自然曲线是一致的。此外，如果中国继续实施稳健的政策，并良好地发展市场，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面已经具备。中国资本市场、人民币和人民币计价债务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因为相对于它的基本面，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是如此的不足。例如：

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两国贸易额（包括进出口）均占全球贸易的13%左右，但人民币在世界贸易融资中仅占2%左右，美元占50%以上。增加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融资份额将相当容易。

中国占世界GDP的19%[9] (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占全球股票市值的15%左右，目前只占约5%权重MSCI股票指数，和人民币资产仅占投资组合中外国资产的2%左右。相比之下，虽然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约为20%，而且增长速度也在放缓，但它目前在MSCI股票指数中所占比重超过50%，在非美国资金中占48%左右。我的观点是，中国市场投资不足，因为投资滞后于发展，特别是对外国投资者来说。

正如之前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帝国的发展中所解释和展示的，世界主要资本市场和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等世界资本市场中心的发展，是每个帝国成为主要帝国的重要一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和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在较小程度上还有香港和深圳）发展相对缓慢，这制约了中国基本面的发展。

中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将再次被迫做出选择，a）试图通过在战争中变得更有侵略性来破坏这条进化之路（当前情况选择通过一个更激进的资本战争）和b）接受这种演变可能会使中国变得相对强大，更加自给自足，更不容易受到美国的挤压，代价是牺牲美国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在未来5 - 10年。我们看到一些早期迹象表明，美国正在削减美国人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并可能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对中国市场和上市公司造成轻微伤害的同时，它们也削弱了美国投资者和美国证券交易所的竞争力，而这将有利于中国和其他国家股市的发展。例如，蚂蚁金服集团选择在香港和上海证交所上市，让投资者可以选择投资于中国的交易所，或者那些不在这些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投资者将措施蚂蚁金服的投资机会。

军事摩擦

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有机会与军事专家交谈，并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因此我会把他们给我的消息传递下去。由您自己承担接受或者放弃风险。

我们无法想象下一场大战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它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糟糕得多。 这是因为自从上次使用最强大的武器并将其用于行动以来，许多武器被秘密研制出来的，其创造力和造成创伤的能力在各种形式的战争中都有了巨大的增长。现在，战争的类型超出人们的想象，而且每一种战争中都有比任何人知道的更多的武器系统。当然，核战争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前景，我听说过生物，网络，化学，太空和其他类型战争的前景同样令人恐惧。其中许多未经测试，因此它们如何生效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头条新闻是：a）美国和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地缘政治战争在军事上升级，因为双方都在相互测试对方的极限，b）在东海和南海，中国在军事上比美国在军事上更强大，因此美国可能会在该地区输掉一场战争，然而c）美国在全球和总体上更强大，可能“赢得”一场更大的战争，尽管d）由于存在众多未知因素，一场更大的战争非常复杂，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行为方式以及秘密存在的技术。大多数知情人士唯一同意的一点是，这样一场战争将是难以想象的可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a）中国军事力量的进步速度与其他改善速度一样，非常快，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中；b）未来的发展速度预计会更快，特别是如果其经济和技术进步继续超过美国。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在5-10年内取得广泛的军事优势。

至于潜在的军事冲突地点，台湾，东海和南海以及北朝鲜是最大的热点，而印度和越南则是第二大热点（原因我就不谈了）。

就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热战而言，它将包括上述所有类型的战争，以及最大程度地进行的更多战争，因为在求生之战中，彼此之间会相互抛弃，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致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致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技术进步，带来了更多我们互相伤害的方式。）

在考虑战争的时机时，我谨记一个原则，即当国家内部动荡不安时，这是敌对国家利用其弱点的适当时机。例如，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采取行动控制欧洲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当时欧洲国家正遭受经济萧条和冲突的挑战。历史也告诉我们，当领导层换届和/或领导力薄弱时，同时又存在较大的内部冲突，敌人发动进攻行动的风险是很高的。例如，在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可能存在这些条件。如果中美发生战争，美国当即下手会更符合利益，而对于中国（由于先前图表中显示的进步和减弱的趋势），则在以后（例如5-10年）进行战争符合中国人的利益，因为那时候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加自给自足，更加强大。

我现在要添加另外两种类型的战争：1）文化战争，它将推动双方如何处理这些情况，包括他们宁愿死而不愿意放弃的情况；2）与自己的战争，它将决定我们的有效性，同时决定我们以先前探索的方式将变强变弱。

文化冲突

人们如何相处对于决定他们将如何处理共同面对的情况至关重要，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将成为决定彼此相处方式的最大决定因素。美国人和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在解决我们刚刚探讨的冲突时将如何相处。由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他们会为之奋斗甚至牺牲生命，因此，如果我们要和平解决分歧，双方就必须理解这些是什么，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它们。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使其领导者和社会做出大多数决定都是自上而下，要求高标准的文明，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要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发挥其作用，孝顺和尊重上级。他们还寻求“无产阶级的统治”，通俗地说就是创造的机会和生产力成果所带来的利益得到广泛分配。相比之下，美国文化使其领导者自下而上地管理国家，要求高度的个人自由，崇尚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欣赏革命思想和行为，并且不尊重人们的地位和思想。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推动了他们选择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类型。

需要明确的是，大多数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明显；相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拥有的共同信念而言，它们通常并不十分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在中国生活舒适，反之亦然。而且，它们并不普遍。例如，在其他领域（例如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华人拥有的治理体系更像西方民主体系。尽管如此，这些文化差异仍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多数事物，在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它们是决定性的差异，它们决定了当事方是战斗还是和平解决其争端。中美双方彼此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未能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不允许对方去做他们认为最好的事情。虽然两国的对外开放增加了它们的互动和日益共享的做法（例如，类似的经济自由产生了相似的愿望，产品和成果）使两国的环境和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似，但在方式上的差异仍然是显著的。它们经常反映在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如何相互作用，以及美国和中国如何相互影响，特别是在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的层面。在这些文化差异中，有些是微不足道的，而有些则是巨大的，以至于许多人会为之而战至死。例如，在美国，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不自由毋宁死”，而对中国人来说，个人自由远不如集体稳定重要。

这些差异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例如，中国政府更像一个父亲，规定孩子们玩哪种类型的电子游戏以及他们每天可以玩多少小时，而在美国，它们不受政府监管，因为这被视为个人的决定。有人可能会争论两种方法的优点。中国的等级制文化使中国人自然地简单地接受政府的指示，而美国的非等级制文化则使美国人能够与政府就是否这样执行做斗争。同样，不同的文化倾向也会影响美国人和中国人对被告知必须佩戴口罩以应对COVID-19的反应，这会导致两种不同后果，因为中国人遵循指示，而美国人却不这样做，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由文化决定的处理方式上的差异会影响中美两国人对许多事情的反应方式，例如信息隐私，言论自由，自由媒体等，这些加起来就构成了许多不同国家运作方式的不同。

尽管用不同文化的方法来处理事情各有利弊，在这里我不打算探讨它们，但我想传达的是，文化差异让美国人就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换句话说，不能指望中国人放弃他们深信的人们相处的正确和错误的方式，反之亦然。鉴于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记录以及其背后底蕴深厚的文化，中国人放弃他们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机会不比美国人放弃他们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机会大。试图迫使中国人和他们的体系变得更像美国人，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对他们最基本信念的屈服，他们将为保护这些信仰而战斗到死。要实现和平共处，美国人必须理解，中国人相信他们的价值观和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法是最好的，正如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美国价值观和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法是最好的一样。

例如，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这个事实，即大多数中国人在选择领导人时都认为，有能力，明智的领导人做出选择比以“一人一票”的原则让普通民众做出选择更为可取，因为他们相信普通民众信息不足，能力不足。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普通民众将一时冲动地选择领导人，或者基于当选的人会给予他们什么以换取他们的支持，而不是最适合他们的选择。（例如，一般选民会选择那些愿意给他们更多钱的人，而不关心钱从哪里来。）而且，他们认为，就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同时历史也证明了，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民主国家转变为专制国家的情况下（最近一次发生在1930-45年间），民主国家在非常糟糕的时期容易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人们为应该做的事情而斗争，而不是支持强大而有能力的领导者，让后者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还认为，他们的挑选领导人的制度有利于更好的多代战略决策，因为任何一位领导人的任期只是沿着发展弧线前进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10]他们认为，对集体有利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最重要，也是最好的事情，并且最好由上层人士决定。他们的治理体系更像大公司（尤其是多代公司）中典型的治理。因此他们想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采用的这种方式的基本原理，也很难像他们一样看到民主决策过程中的挑战。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是要探索这些决策系统的相对优点，我只是在试图澄清双方都有争论，以帮助美国人和中国人通过彼此的眼光看待事物，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a）接受，容忍甚至尊重彼此的权利之间做出选择，做每个人认为最好的事情；b）让中国人和美国人为了他们认为不可妥协的东西而战斗到死。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历史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就经济学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观点——1）经典左翼（有利于政府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穷人，财富的再分配等），中国人称之为共产主义；2）经典右翼（支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论谁在这个体系中获胜，以及更有限的财富再分配）——存在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所有的社会中，尤其是在中国，都有过摇摆，所以说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左或右是不正确的。在美国有限得多的历史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偏好波动。我怀疑，如果美国有更长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更大的波动，就像我们在欧洲看到的更长的历史，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更大的波动可能。由于这些原因，这些“左”与“右”的倾向似乎是围绕进化趋势的“大周期”波动，而不是正在演变的核心价值。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都在发生这样波动，所以说市场主义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受青睐，反之亦然。在任何情况下，深层的文化偏好和明显的区别都不存在。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文化倾向深深地植根于他们及其政治体系中，美国人的文化倾向则是自下而上/非等级制的文化倾向同样深深地植根于其中。至于哪种方法最有效，最终将获胜，我将留给其他人辩论，希望没有偏见。尽管我会指出，大多数知识渊博的历史观察者都得出结论，这些系统都不总是好事或坏事。什么是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取决于a)环境和b)使用这些制度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如果a）其中的个体对它的尊重超过他们个人的需求，和b）这个制度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顺应时代，所有制度都将崩溃。

所以现在，当我们想象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如何应对他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以在这个共同的星球上以最佳方式发展时，我试着想象他们强烈的文化倾向，最重要的是，他们宁愿为之而死也不愿放弃的不可调和的差异，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例如，大多数美国人和大多数西方人会为以下两种情况而拼死奋斗：a）拥有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包括政治观点），以及b）他们所在的组织没有能力来阻碍这种权利的实现。相比之下，中国人更看重以下两点：a）对权威的尊重，这种尊重是通过相关各方的权力来体现和体现的；以及b）集体组织对集体中个人行为负责的责任。最近发生的这种文化冲突的例子是在2019年10月，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达里尔·莫雷（Daryl Morey）在推特上发了一张图片，表达了对香港民主抗议运动的支持。他迅速撤下了推文，并解释说他的观点不代表他的球队或NBA的观点。莫雷随后遭到美国方面（即媒体、政客和个人）的攻击，因为他没有站起来捍卫言论自由。中国方面则认为整个联盟都有责任，并且惩罚了他们，从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上删除所有的NBA比赛，从网上商店下架NBA商品，并要求联盟解雇莫雷，因为他发表的政治观点。这种文化冲突的产生是因为言论自由对美国人有多么重要，以及美国人如何认为不应因为个人的行为而惩罚个人参与的组织。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有害的攻击应该受到惩罚，个人所属团体应对个人的行为负责。人们可能会想象，在更大的情况下，由于人们在彼此之间如何相处的深层信念上的这种差异，会引起更大的冲突。例如，当处于上级职位时，中国人倾向于明确这一点，让处于从属地位的党派知道它处于从属地位并服从，如果它不做这些事情，就会受到惩罚。那就是中国领导层的文化倾向/风格。他们也可以是很棒的朋友，他们将在需要时提供支持。例如，当康涅狄格州州长在第一波COVID-19疾病和死亡大潮中急于获得个人防护设备时，却无法从美国政府和其他美国渠道获得该设备时，我向中国朋友求助，他们提供了所需的大量物资。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人民)对中国的慷慨和严厉惩罚既感激又反感。这些文化差异中的一些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双方的共同满意，但一些最重要的文化差异将很难通过谈判消除。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并接受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他们会为自己做出不同于别人想要的选择。例如，美国人可能不喜欢中国人如何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而中国人可能不喜欢美国人如何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因此问题是应该怎么做。美国人应该和中国人开战，把他们认为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强加给他们，反之亦然，还是应该同意互不干涉对方的行为? 我认为a）迫使其他国家的人民做他们坚决认为不利于他们的事情是困难的，不适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b）最终，美国对中国施加影响的能力以及中国对美国施加影响的能力将取决于国家的相对实力。

我想如果美国人与中国人、读者与我可以在一些原则上达成共识（先不考虑我们是否真的希望这些共识成真），那么考虑一些我们可以达成一致的实用性原则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对我们寻找前进的方向会有极大裨益。

每一方都需要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了它所处的位置。如果搞不清每一方对应有多少实力，那就定会发生争端去解决这个问题。理想情况下，这不一定需要通过热战解决，但是如果这一问题的答案不甚清晰却又十分重要，通常它难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时间会逐步解释每一方对应的实力，因此当那些实力相对弱的一方意识到了它们的真实实力后，它们会自然而然的滑向附属位置，最终完成实力与位置的和平变更。如果它们拒绝滑向附属位置，战争会让实力较弱的一方品尝失败与痛苦。这也是为何实力的更迭如此冷酷。

国际关系中的唯一规则就是不存在任何规则。这是因为在国际社会缺乏广泛认同的法律，没有警察，没有法院，没有法官，没有条约去判定何为正义何为不公，并且缺乏惩罚手段去制裁那些做事不公但实力却远强于个人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就变成了输赢。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当英军士兵列队准备射击时，美军躲在树后偷袭英军士兵。英国方面对此提出抗议并认为这一做法有违公平，但是美军则认为英军需要为自身的愚蠢付出代价，以及这一做法是完全正当。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应该停止抱怨其他国家做法不公，并且应该更加有智慧地去迎接博弈了吧？

胜利意味着在赢得那些十分重要的东西的同时，不失去对己方而言已经十分重要的东西。因此，当战争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巨大生命与财产损失远超于获益时，轻言战争是愚蠢的。

尽管在国际关系中没有确定的规则，但是最有实力的国家往往会建立一些对自身的约束（例如，确立战争中道德底线的相关规则）。有许许多多约束都可以对事态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有些约束可以带来双赢的结果，而另外一些选择可能是双输。显然，那些能带来双赢结果的选择是更佳的。想获得双赢的结果，每一方都需要在深思熟虑后通过磋商来解决争端。这要求各方都对对己方重要的、对对方重要的，以及交易的艺术了然于胸。[11], [12]

滑向一场愚蠢的战争往往比想象的要简单的多（例如，有些人认为，开启一场给所有人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战争的理由，可以仅仅是，它值得），其中带来战争的原因可能有a）囚徒困境，b）以牙还牙的报复模式，c）国家实力下降所带来的成本，d）在快速决策时误判了现状。所谓囚徒困境，请想象一下你身处一个别人可以同你合作或杀了你，以及你可以同别人合作或杀了别人的场景。关键是各方都无法确定对方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选择？尽管对于你和你的对手而言，最佳的选项是合作，但是从理性角度讲，对于各方而言，最佳的选项是在对方杀了自己前，先杀了对方。这是因为自保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人的本能。尽管你不知道对方是否真的会杀了你，但是你非常确信在自己杀死对方前，对方不选择合作是完全符合对方利益的。相互敌对的国家经常发现自己会处在这种情景下；这时，为了避免率先进入选择“杀人”的困境，它需要去确定对方无意选择“杀人”。另一个导致愚蠢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以牙还牙的思维方式，它迫使每一方都必须选择升级措施作为回应，否则一旦没有良好的反击敌人最新的回击，它会被直接视为软弱。从追求和平的角度，以牙还牙必须被双方一致避免。从另一个角度看，走向衰弱的帝国往往会选择同正在崛起的帝国对抗，尽管理性上这并不是最佳的选项。因为对抗撤退的计算结果往往推动一方选择对抗，而不是理性的从预期收益的角度权衡利弊；毕竟，撤退往往被视作一种失败。例如，尽管美国协防中国台湾是明显不理智的（假设，美国有70%的可能性失败），但是美国在中国大陆武统台湾时坐视不管会被视为一个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上的巨大失败，因为美国的盟友会担忧未来自己遭遇困难时美国可能也不会出手相救，近而减少对美国的支持力度。此外，这种失败也会让领导人被国内舆论视作软弱，并损失其在国内持续执政所需的政治支持。当然，在冲突快速变化时，由误解产生的误判也是十分危险的。这些动态因素极大地推进了冲突的升级，尽管很多时候开启一场对双方而言皆造成巨大破坏的战争远不如用更加和平的方式竞争和合作。

用不真实的和情绪化的言论煽动人民对于另一国家的敌意也增加了导致愚蠢战争的危险性，因此a）领导人应当真诚地并设身处地的解释现状以及现阶段政府所做的措施（这对于民主国家尤其重要，因为民众的想法是很有影响力的）或者b）选择一个合适的领导人，并把事情完全放心的交给他处理。最糟糕的情况是，c）一个领导人不真实地和情绪化地煽动人民。当人民敌意上升并且不惧战争时，超出理性范围的战争的风险显著增加。政治领袖常常煽动人民以强化自己的政治支持。由于负面情绪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会提高战争发生的危险。这一现象目前在中美两国都存在，即使美国现在更为严重。例如，在一份最近的调查里，73%的受访者对中国有负面印象，7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当在中国推进人权发展，另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让中国“为新冠疫情负责”。[13]尽管我没有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看法的相关调查，许多人告诉我情况明显恶化。我们不应该让民众成为推动局势升级的推手。

赢得“战争”并战胜对手的最聪明的方法是，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磋商解决问题。我们是否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一致：a）美国和中国正在制度和实力上展开竞争，b）两方都会不可避免的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制度道路，c）美国实力正在缩水但依然保持领先，d）历史证明，尽管人口数量很重要，但是其他因素（例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出的17个指标）也可以让人口并不多的国家在处理好自身发展后成为世界领先国家。这一切都说明了，在追求领先地位中，最重要的对手是自身。

接下来我将阐述，我们要打赢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战争”。

同自己的战争：

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同我们自己的战争是最重要的战争，因为我们对自身的强弱有着绝对的控制。因为是什么让一个国家变强或变弱十分清晰，同时这种强弱优势是可被度量的，我们可以轻松的看到每个国家的行为。这些因素已经在第一章中的17个指标详细阐述。我会在这里在做简单回顾。最后在总结章节，在“未来”一章中，我会给出许多国家目前在这17个指标上情况，并且探索其中可能成为引领性的指标，以便于我们对日后发展进行预测。

在成就一个伟大的帝国时，至关重要的因素包括……

……政府的领导力足够强大，并且有能力提供成功所需的基本要素，包括……

……强大的教育体系。关于强大的教育体系，我不仅是教授知识和技能；教育还包括……

……良好的个性、品行和职业道德。这通常是从原生家庭和学校习得的。这些因素会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并作用在一些因素上，例如，……

……较低的腐败程度和对规则的敬畏，例如敬畏法律。

人民可以团结在一起——在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的引领下凝聚在一起——也是十分重要的。当人们拥有知识、技能、好的个性和品行去一起工作，……

……一个可以有效分配资源的制度，可以显著提高，例如通过……

……以开放的胸襟放眼全球是一个国家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会为他们带来……

……充分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会带来比成本更大的收益，最终会带来……

……收入上强劲的增长，会给国家带来……

……持续增加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投入，会带来……

……迅速增长的生产率水平（单位时间劳动价值的提升）。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是财富增长和生产力提升的原因。当一个国家生产效率提升到更高水平时，他们就会在很多领域带来富有创造力的发明……

……新技术。新技术对商业和军事领域都有重大价值。当一个国家在科技发明上的竞争力提高，自然的，他们会获得……

……在全球贸易中占比逐渐上升且占较大的份额，会促使一个国家……

……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保护本国贸易线路并对其他重要国家施加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后，一个国家会继而发展……

……强大的，并且广泛使用的货币、权益资产和信用市场。通常情况下，那些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的货币，会成为全球交换中被推崇的中间媒介，和被偏好的财富储藏形式。这会导致这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在建设上……

……至少一个全球性的金融中心来吸引并分配资本并且扩大全球贸易。

当这些因素相互强化和坚定的提高时，国家崛起并维持实力。

一个国家在获得上述优势的同时也播下了周期性衰退的种子。一个国家应当在以下方面注意……

……失去竞争力，由于……

……走向成功和积累财富会导致新兴竞争者模仿，这会导致……

……工作上努力程度下降，并进行更多休闲娱乐且生产力较低的活动，特别是……

……新生的、没有经历太多“战争考验的”新一代，从更坚强、工作更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上一代人手中继承工作。同时，成为最富有且最有实力的全球霸主会让人……

……本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会造成……

……能借更多资金的“嚣张特权”会导致……

……陷入更深的对外负债可以维持超越基础的实力，为维持帝国发展的国内的过度消费、军费以及战争开支提供融资。当最富有的国家开始向贫穷的国家借贷时，这是早期的财富转移的标志。

负债和资本市场创造的经济繁荣导致金融泡沫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因为人们按照不同的比例从中获益，因此……

……当经济压力变大时，富有的国家同贫穷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会加剧；起初是是逐渐增大，随后会更加剧烈。这会导致……

……逐渐增加的政治极化——例如，左翼民粹主义（主张二次分配财富，例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主张保留富人手中的财富，例如，资本主义者）——导致……

……富人阶层担忧财富会被没收以及自身会受到敌视，导致将财富转移到能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其他地方、资产形态和外国货币。如果长期允许可能会导致……

……较高的支出需求下减税会导致……

……更大的财政赤字和增长的税率会导致……

……一个经典的自我强化的掏空过程是使有能力纳税、花钱和提供工作的人不断减少。这会导致……

……减少在必需品上的支出会使情况恶化，并且进一步提高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税率和赤字的提高。这会导致更严重的掏空。

在巨额债务以及央行尽可能地降低利率以刺激债务增长的背景下，央行丧失了利用硬性货币刺激债务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因此……

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同时存在a）内部对于资金的争夺愈发激烈，b）央行投放更多的货币，并最终造成贬值。

一个国家的外部国家使得本国难以继续维系经济上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和防卫，因为日益增长的成本已经远超其所带来的回报。这会削弱领先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其海外影响力。

这些破坏性的情况削弱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导致整体经济“蛋糕”缩水，带来更多关于如何分配日益缩水的资源总量的冲突，增加社会内部矛盾，并进一步加剧左右两派民粹主义者试图各自践行自身理念的冲突。这是民主政体受到的来自独裁政体的最大挑战。

在领先国家走向衰弱的时候，新的崛起中的国家借机获得了足够的经济资源，地缘和军事上的实力去挑战领先国家。国际上，新兴国家同时a）更有效的赢得市场和区域影响力b）填补领先国家离开后留下的真空。

其他诸如自然灾害的外源性冲击（例如瘟疫，干旱和洪水）发生在国家比较脆弱的阶段。若其真的发生，会增加国家进入各因素自我强化并螺旋式衰退的风险。

中美两国内部的摩擦和挑战比外部的摩擦和挑战更重要、更大。其中包括国家领导层和各级政府内部的政治战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如贫富、城乡、保守与进步、种族群体等)、人口变化、气候变化等。幸运的是，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控制和可测量的范围内，这让我们看到我们做得如何，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就做出改变，让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我们会得到我们应得的。正如丘吉尔对英国人民说的，“值得胜利!”

在本书的下一章“内部秩序”中，我们将着眼于国家内部获得和失去秩序的模式和过程，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尝试展望未来。下面的图表显示了美国和中国这八个最重要的力量的指数。事实说明一切。我会每年更新一次，这样你就能看到事情的变化了。

注释：

[1]举个例子，尽管我一直拥有并保留着在桥水基金独断专行的决策权，但我选择了不使用这种权力。相反，我创建并运行了一个思想精英管理系统（我在《原则》中对此进行了描述）。在保持高标准的同时，我也选择了对与我一起工作的人更加慷慨，因为我知道这样操作会产生神奇的关系和结果, 这比我更有力地使用我的“硬实力”要好得多。所以，重要的是要记住，良好的关系能赋予人强大的力量，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美妙的回报。对个人和集体来说，没有什么比互相关心、互相给予对方一切的有能力的人的合作更有力量和回报的了。

[2]建立自给自足的主要计划被称为“双循环”。

[3]https://www.cnbc.com/2019/02/28/1-in-5-companies-say-china-stole-their-ip-within-the-last-year-cnbc.html。

[4]人们普遍认为，“政权更迭”是美国管理世界秩序的常用手段。

[5]这一发言特别涉及中国台湾统一问题。

[6]解耦虽然在特定情况下是必需的，但有难度，并将导致效率显著降低。一个有见地的政党将其描述为一种分割，而不是广泛的解耦，这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

[7]: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9/05/why-united-states-uses-sanctions-so-much/588625/

[8]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所占份额相对较大，是相对于a)资产配置比例,国际投资者将持有资产投资组合,b)储备货币资产的大小，以满足贸易和资本流动资金需求c)美国债务的市场资本的大小相对于其他市场的资本化和d)美国经济的规模和重要性相对于其他经济体。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如今大得不成比例，因为美元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这使得它被视为一种比实际情况更安全的资产，同时也因为美元借款一直大得不成比例。现在, 那些负责决定他们在不同市场的持股比例的人并不倾向于随着美国债券发行量的增加而增加股

[9]调整了购买力平价。

[10]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解决美国政策和方向的缺乏连续性的问题是一个挑战，因为，对于美国公众选择谁来代表他们的重要事情上，这是一个大转变。

[11]一个关于双赢的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对每个国家排名前十想要的或者想要防止的事情上，总共100点分配给这些，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交易。例如，我预计中国的优先事项将是与中国台湾的统一——这件事得分如此之高，事实上他们会为此开战。我无法想象阻止这一事件发生会在美国的清单上名列前茅，而美国清单上的某些东西会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应该愿意进行贸易，让双方都满意。

[12]虽然这听起来很天真，但我希望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歧的力量能够被利用来处理中美摩擦。例如，我设想，如果两国领导人或代表公开发表一系列深思熟虑的分歧，比如总统辩论，两国人民都能倾听，从而获得双方的观点，那该有多好。我相信这将使我们更有见识，更有同情心，并增加和平解决的机会。

[13]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7/30/americans-fault-china-for-its-role-in-the-spread-of-covid-19/

本文来源：Ray Dalio
原文标题：达里欧最新文章：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第七章中美关系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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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Ray Da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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