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宝：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我们的机会在哪？

袁国宝

互联网趋势观察家、知名财经作家、新盟创始人、资深媒体人、新媒体营销和品牌传播专家。

万众瞩目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姗姗来迟。

先看普查的主要数据：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其中，城镇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

至此，很多人感叹：靴子终于落地，中国人口没有出现负增长，人口总量还没到顶。同样，也有一些观点对人口普查延后的原因以及数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但无论如何，围绕着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人们也达成了几点共识：

一是从整体出发，中国10年来人口虽然继续保持着低速增长，但从长期来说，增长或将更加缓慢——调查结果显示，2010-2020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53%，较2000-2010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二是，中国正在加速迈入低生育率时代，在少子化面前，中国的压力远超世界各国——数据显示，2020年低至1.3的总和生育率，还有1200万的年出生人口新低，远低以往。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后称生育率）一度超过6，如今，中国已经进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或将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5时，会进一步降低，若要再提高生育率难度骤增。

三是，中国老龄化人口进一步增加，这是规律，更是考验——“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正如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于发布会上所言。

可以说，中国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其速度与规模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要大。

此外，更大的争论则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还在？

在先前公众号文章《比起人口下降，人们更应该关注什么？》中，笔者提出：大众关心中国人口问题，实际是在关心中国人口假如真出现下滑，那中国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中国经济是否会丧失竞争力？

但是，上一篇文章并未对“人口红利”本身提出探讨：即，中国人口红利背后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在七次人口普查结束之后，中国发展模式是否应该转变？

1、人们为什么要热议“人口红利”

国新办在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总结到：我国人口增长放缓，但是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

不过，近期围绕着人口红利这词，却依旧没有形成一个共识，非但如此，人口红利引起的争议之多，远超人们的想象。正如前文《比起人口下降，人们更应该关注什么？》最后，笔者提出的一些问题：

“所谓人口的红利，是谁的红利？

比如，艰苦奋斗的动因不过为了明日不再艰苦，可是，如果艰苦之后还是看不见头的艰苦，那么，艰苦奋斗为了什么？

比如，假设艰苦奋斗的方法方式没有错，那么，胜利的果实为何没有分享到众人手中？”

这些问题看似尖锐，可实际上，只因看待问题的角度有异。站位的不同，也将得出两个截然相反的观察：

一是，若从国家社会企业等非劳动者角度出发，那么，以往和当下的“人口红利”无疑是存在的，有益的，并且在长期内，切实带给了整个经济体强大的动能——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的富国强军，几十年来，在没有资本积累，技术积淀，更谈不上友好的国际形势中，中国能到今天，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以人口红利打开了局面。

二是，若站在个体角度来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带给了中国劳动者们更大的生存压力——一个直接例子是，初期“人口红利”的倾向面在于用人市场：在同一个工作机会前，将有更多的人来竞争候选。这对企业与市场无疑是一件好事。但由此带来的“内卷”，以及“恶性低质”竞争，也给劳动者们灌下了太多的苦酒。

但无论站位如何，如今，“人口红利”这套涉及经济核心运作的体系，正随着中国人口增长放缓，呈现出逐渐瓦解的态势——比如说，2010年到2017年间，中国出生的人口还能保持在每年1600-1700万间，可到了2020年出生人口只剩1200万。

所谓红利，是在一定时期内能有巨大的收益，但也将在一定时期内逐渐消失的——一家公司的成功，倒闭，一个行业踩上风口，或者没落，可以具有跳跃性，但人口问题不是：

因为，人是有寿命的，岁数到了是一定会死的。

正因如此，比起“人口红利”的消失，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我们必须尽快扭转在“人口红利”中被“惯坏”的发展思维。

2、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如何避坑？

“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茅倬彦在对比了欧洲和东亚的人口惯性与生育政策后，曾得出了以上结论。

自然，当各国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给出真正的实施方案，都需要时间。不过，问题是如此严峻，光靠等一定是行不通的。

为此，现阶段为避免“人口红利”的消失，一个新概念也开始出现：“人才红利”。

这当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依靠人力完成原始积累之后，要想保质保量地更好发展，势必需要素质更高的人才梯队。事实上，此次人口普查也给了这一转变极好的数据支撑——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2.18亿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15.5%。

但是，所谓人才，在于稀缺性：可在学历整体提升的当下，环顾四周，为何我们的“内卷”还是如此严重？难道，这些人才不是真正的人才吗？那么，如何才能真正释放人才红利呢？

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不能沦为一句口号。为此，笔者斗胆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是，想得到真正的人才，首先要更好地培养人才。

前不久，央行一篇论文曾有一个观点流出：“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一时间，“文科生误国”的论调不胫而走。

不过，比起提出“文科误国”，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当代大学生就业与市场人口需求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一方面，中国高学历人才正在持续增长，远超历史任何时期——数据显示，中国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0767人。另一方面，当越来越来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开始从事“底薪低能”工作的新闻不再新奇，同时企业用人难、短缺问题越发凸显。

此时，最该责备不是这一批年轻人能力不足，或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而是应该先问：中国高等教育与市场用人之间是否真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如果有，是否应该将优化尽快提上日程?

二是，对待人才，应该更加体面。

某种程度上说，当下这一群“人才红利”面临的困境，竞争压力恐怕比密集型劳动者更加错综复杂：他们对生活有着更高的预期，也有更大的压力，诸如买房、生育等。

可以说，住房和教育的开支不仅是影响生育最大经济因素，也给了人们更大的生存压力——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高。而从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消费信贷情况来看，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比重约为76.3%。

此外，《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示,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1%，大学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9%。

这是一组沉重的数字。更不要说，“六个钱包”供一套房的反面，则是：这一代人将承担起三代人的养育压力。此时，如何给予这一群人相对友好一些的生存境遇，既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公平的要求。

三是，正确的决策既需要广开门路，也要负责到底。

专家建言献策是仅次于政府自发决策的一个重要来源。可是，细看近些年的所谓专家们的建言，时常教人惊掉下巴——这些建议，是否经过实地调查，是否有科学的数据支撑，是否有真正的见地与思考？

“不要让屁股决定脑袋。”进一步说，近来社会上某些“专家学者”涌现出的奇葩观点，背后是否有利益集团的推动？这非常值得进一步观察。

而以上种种问题出现的核心，则在于：专家们提出建议，似乎无需负责。可以说，缺乏明确的惩戒措施，正是建言质量下滑乃至堕落的根本。

最重要的是，正确的决策需要正确的数据，更需要敢于解决问题的勇气。

3、普查之外的几点思索

解决问题需要时间。但前提是：不要让人口普查成为情绪的宣泄对象，而是要成为解决问题的催化剂。

除此之外，还有几点想法分享：

一是，不要忘记人口红利中，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中国劳动人口的主力近2.8亿的农民工群体正在“加速老化”——2017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39.7岁，50岁以上占比重为32.7%。2020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1.4岁。这意味着未来十年内，将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将退出劳动力市场。

教人心情复杂的是，农民工变老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以2019年为例，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7.8岁，农民工人口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0.8岁。

对这一批用汗水和辛劳浇灌出共和国长青的人们，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怀，和善意。

二是，人口普查的项目应该加宽、加深，

实际上，目前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九大项：人口总量、户别人口、人口地区分布、人口地区分布、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人口、城乡人口、流动人口和民族人口，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九大项基本一致。

如今，在拥有了远比十年前更加高效、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数据的渗透力理应加强。尤其是在盘家底方面，人口普查数据应该更加广阔、深度的应用：

比如，中国人均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到底有多少？

比如，存不存在少数人钻空子，占用了太多的社会资源？

比如，整个社会的财富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分布情况、地域发展的真实差距是多少？

可以说，深度可靠的数据是政策决策的基础，也将带给社会发展更多的正向作用。

三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思维，是否该从吃“红利”中尽快转变？

曾有观点指出：现在中国面临的根本不是人口问题，而是发展思维的问题——人口越多，用人口红利谋取短期利益，不负责任的思维方式就越突出。

若此时此刻，还在谈论人口红利，还在对“血汗工厂”念念不忘，还在对“劳动力优势”不肯放手，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或许将比人口问题更加严峻。

或许，这也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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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袁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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