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的“托儿所经济”怀疑论者：对克鲁格曼和格布利的回应

　　1977年，Joan和Richard Sweeny写了一篇名为《货币理论和大国会山托儿合作社危机》的文章，描述了托儿合作社成员之间进行保姆券交易来照看各自的孩子。1988年，保罗·克鲁格曼写了一篇关于它的评论叫做《托儿经济》。他解释了它作为整体经济缩影的来龙去脉，且根据凯恩斯主义框架进行分析。最终，2014年，帕斯卡-伊曼纽尔·格布利自信地根据克鲁格曼对比特币的分析写了文章，预言比特币会失败。

　　这是一个混乱且令人费解的话题，也有一些单独的文章可以解开这一切谜团。有一篇原文，对美国经济作了模糊的比较，对它所描述事件的更广泛的暗示持非常谦虚的态度。然后还有保罗·克鲁格曼根据凯恩斯主义对其的解释。最后，比特币如何能融入所有事物呢 我会展示给你们克鲁格曼和格布利的跟进都是混乱的，并没有建立起他们的理论也没有对有关比特币的情况做出任何说明。

　　首先，我很欣赏那篇原文。这是一篇精心编写的、很有趣味的同时也是简单而尖锐的文章。总结一下，大国会山托儿合作社成员都被分发的是保姆券，他们都承诺接受来自其他成员的保姆券作为照看孩子的报酬。合作社的官员接收成员是否有空来照看孩子以及是否需要婴儿保姆的讯息，然后各自将他们进行匹配。换句话说，保姆券扮演了类似货币的东西，能使所有成员对照看孩子时间进行交易。

　　当然，保姆的数量与晚上想要外出的人数量并不总是相匹配。Sweeney夫妇描述了长期保姆过多和过少的时期。这种不平衡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保姆券估值的方式。在合作社内，保姆券平衡的价值具有灵活性。一个人可以在空闲时间出去几次，而不用担心立刻补充供给问题，如果他没有时间照看其他孩子。每个人都希望有这样的灵活性，所以有必要将一定数额的保姆券平均发行给大家。显然这将是很不方便，如果保姆券可用—但是没人能照看孩子或连续两次外出以及没有两对夫妻可以同一时间外出。每个人都想要更多的保姆券，持有券的人会很不乐意去消费它—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如果人均保姆券过多，那么每个人都觉得足够灵活而更倾向于外出而非试着积累更多券。

　　当人均保姆券过少，

　　持有者不愿意因为外出而去消费它。那些想要外出但是却没有券的人会迫不及待地想要照看孩子工作。照看孩子的保姆券价格不会有调整，而短缺加剧。合作社甚至通过了一项规则，每个人每半年都必须至少外出一次。理由是一些成员在推卸责任，外出次数不够多，表现出摧毁合作社的反社会行为和道德败坏。

　　当有太多，

　　照看孩子的价格从宪法上就固定为每半个小时一张保姆券。因此，价格管制系统意味着通胀压力不会推高照看孩子保姆券价格，通胀得以抑制，短缺依然存在。

　　根据合作社的各项规定条款，保姆券可被创造出来也可被摧毁。合作社经理似乎很少会料到在他们的机构里有保姆券的最佳供应，他们不会为此努力使所创造的人均保姆券数量与每年毁坏的数量相匹配。在其历史早期，保姆券供给太少并且又在减少，之后又过多且又在增多。结果是，尽管他们曾经短暂地达到照看孩子供需平衡的“最佳点”，他们无法维持很长时间。

　　处理保姆券次优供应至少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人均保姆券供给要进行调整或保姆券价格要进行调整。如果每人拥有10张保姆券每张可值1个小时的照看时间，这和每人有20张保姆券每张值半个小时是一样的。因此，如果人们感觉他们似乎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保姆券并且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将其保存起来，合作社董事会可以要求大家把一些保姆券交出来或宣布每张券所值照看时间减少。一个理想的永久有效的保姆券供给并不存在因为人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保姆需求，因此就必须不断做出调整。

　　当然，合作社以中央计划安排进行运作，而中央计划安排以严格的价格管控为特点。只要价格固定，中央董事会就必须根据需要调整价格。然而尽管Sweenys夫妇明确且重复申明价格管控对合作社问题至关重要，克鲁格曼并没有提及他对事件的解释与Sweenys夫妇很不一样且没有提到价格变化为导致合作社问题的一个可能原因。1他假定改变保姆券供给是唯一的可能解决方案，事实上，价格这个词语甚至一次都没有出现在他的文章中!这是相当奇怪的，因为Sweenys夫妇以价格管控解释合作社所有的经济困境，因此克鲁格曼显然应该对此进行回应以建立自己对事件的解释。

　　在托儿合作社的文章中，克鲁格曼说到：

　　这个故事告诉你更多关于什么是经济衰退以及为什么它们会发生的知识，比你从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500页的书中以及一年的《华尔街日报》社评读到的东西更多。如果你愿意围绕合作社的故事展开思考，好好赏玩一番并且得出它的含义，这将会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

　　然而，他又未能完全表明合作社是美国经济的类比，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类比且未能得出它的含义作为价格管制的后果。如果价格管控确实可以解释合作社问题，那么这跟美国经济又有什么关联呢 美国经济调节至少是相对自由的且可以变得更自由。因此为了使合作社成为类比，克鲁格曼不得不争辩美国的经济衰退是由中央计划造成的或者Sweenys夫妇在合作社经济分析上是不正确的或者尽管有不同的原因，美国经济衰退有着相同的影响和解决方法。他没有为这些中的任一条费心。

　　即便他确实设法成功建立了一个类比，我们可能仍然会问：“为什么不干脆消除价格管制 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合作社董事会完全消除价格管制，允许人们建立起自己的价格，那么人们可能会对由于提供不同保姆券价格造成的保姆供需不平衡作出回应。最终的结果类似于无需任何中央集权决定，中央计划董事会就宣布价格变化。克鲁格曼没有在他的文章表明，放松管制，而不是货币政策，是经济衰退的有效响应。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他并不需要证明，因为如流动性陷阱的思想已经在经济学中根深蒂固。但是我仍要声明他关于托儿合作社的运用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凯恩斯经济学知识。

　　格布利的文章并没有解决克鲁格曼文章中的问题。当他说，“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囤积保姆券，那么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外出让别人来照看孩子，”他依然在谈论一个可以用价格管制来进行解释的问题，同时这个问题与比特币没有一点相关性。试想一下，出于一些原因，我们仍然不得不支付5000比特币来买比萨饼。显然这将会严重破坏比特币经济。就不会有足够多的比特币进行分配，比特币变得太不方便以至于没人想要改善比特币基础设施。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流动性陷阱!但是因为比特币的汇率是由市场决定，而不是固定的，这样的事从来都不是个问题。

　　现在就让克鲁格曼摆脱“无视解除管制作为一个解决方案”的困境，因为那对他的观众或这篇文章的意图而言可能并不重要。但是格布利肯定是没法摆脱困境，首先，因为比特币里没有很多凯恩斯主义，其次，因为比特币经济不是中央计划的且从未经历过流动性陷阱—这正是反凯恩斯主义者所期望的!格布利应该提供证据证明他的理论在未来是适用的尽管在目前还不适用，但是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完全不够的。

　　格布利艰难地援引比特币未来发布时间表：

　　“一旦比特币的供给是固定的，在某一时间点比特币经济将会遇到与托儿合作社一致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货币，将有经济衰退出现，将有流动性陷阱出现，”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通过它的价格进行衡量，自从用10，000比特币买了两块披萨饼的那一天起，比特币需求已经上涨了约16万倍。此外，这种价格上涨与比特币的经济增长相对应。然而现在比特币的数量只是那些时候比特币数量的三倍。

　　通过160000倍因素，那相对微小的增长真的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吗 这些数字明显地不成比例，而且我认为其他任何地方都可能不会观察到任何类似的乘数效应。从凯恩斯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比特币的历史是很奇怪的，但是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看，没像前者那么奇怪。为什么没有发生流动性陷阱 通过实际上不是受比特币供应增长影响带来的巨大倍数，比特币使用者已经不得不调整价格，那么一旦比特币的供应是固定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再一次这样做 如果格布利希望展示他们不能这样做，他真的应该提供一些证据。

　　此外，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比特币未来发布时间表，每个人现在都表现得期望未来有更多的比特币流通。因此，不应预期新开采的比特币对比特币经济有所影响，以防止流动性陷阱。在一个经济里，每个人都知道新币将马上发行，每个人将试图囤积更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储蓄将比他们之前可能的要更小。比特币应该是已经遇到了流动性陷阱，但比特币的价格一直在改变，以反映其增长。

　　我将以一个枝节问题结束。通过允许市场价格，原来的托儿合作社已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吗 我不那么确定。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得美国经济和比特币经济都与托儿合作社不同。托儿合作社是一种合同安排，保姆券不是货币且它不起到钱的作用。合作社的价值是使人们能够在一个相互之间已经有一定程度信任的群体之中有能照看孩子的保姆。然而，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也可以离开合作社并支付青少年美元让他们来照看。以上，当我描述这样一个可能性，我说“其他条件不变”，但事实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相等的，因为改变合作社规则可以改变其相较于别的选择的竞争优势。为了保持竞争力，合作社的成员彼此必须同意某些义务，我认为，同意根据某些条款兑现保姆券是该义务的必要组成部分。

　　只要他们都承诺以一定的价格接收保姆券来照看孩子，那么他们真正证明了合作社是值得加入的且持有保姆券是值得的，但是没有固定价格，实际上就不会有这样的承诺。一些规则系统可能会使该系统依然运作，但是仅取消保姆券固定价格就会使之转变成一种山寨币。因此，成员应该要有自我强化的趋势来减少他们自己持有的保姆券，以预期别人也会一样这样做，出于相同原因要求更高的价格。这反过来会降低合作社预期未来价值，诱导人们离开它，更进一步降低其价值。在这些条款下，合作社自身将无法维持。

　　但是再一次说明，比特币没有相应的问题。比特币用户彼此没有必要做出承诺或保证，因为比特币不需要它的用户之间有合同关系。人们只需遵守比特币的惯例(如接受难度最大的链)而不需要彼此做出承诺，因为比特币在合适的地方有它的奖励。因为真正有理由预期比特币可以如货币一样实用，为了能使比特币网络发展壮大，人们应该努力使以比特币计价的价格不断降低( demand continually lower prices in Bitcoin)，而非升高。

　　因此，托儿合作社和货币经济(比特币或其他)非常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Sweenys夫妇、克鲁格曼或格布利都没有提到。然而，克鲁格曼和格布利的论证都依据两者之间的无效类比，而Sweenys夫妇没有。克鲁格曼歪曲或误解了原文，且没有讨论合作社强加的价格管制，这意味着他没有说明合作社的情况和美国经济有什么关系。最后，格布利仅重复克鲁格曼的观点而没有说明与比特币的任何相关性，也没有令人信服地处理比特币不存在流动性陷阱风险的证据。

　　1.我怀疑克鲁格曼没有回去审阅原文，当他写了他的1998年专栏时，因为他犯了一些错误，而这些错误他本来是可以纠正的。比如，他说一张保姆券值一个小时的照看孩子时间，其实这里事实上应该是半个小时。他也错误地引用了文章，出版年份由1977年变成1978年。他没有引用原文来支持他的观点或标注他对事件的解释多多少少与其他作者的解释不一样。这些之中没有一样对其立场的逻辑有影响，但是我认为这些表明他的专栏可能是在没有仔细阅读原文的基础上深深加入了自己的先入之见。格布利也没有证据表明他读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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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www.8btc.com/babysitting-bitcoin-skeptics-a-response-to-krugman-and-gobry

原文链接：http://nakamotoinstitute.org/mempool/babysitting-bitcoin-skeptics/

原文作者：Daniel Krawisz

编译者/作者：yyy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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