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大挪移：资本洪流变向推动的跃迁—— 报复性存款、金融开放与DCEP一链一

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日益深化，无论认为这场危机将在半年内结束的“短期派”还是认为这场危机堪与1929年大萧条媲美从而危机时间将持续4~6年的“长期派”，都不会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世界由此而大变。全球各国的经济格局、国际贸易的现存架构，都会发生改变。看得到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中美脱钩的趋势会更强，毕竟美国现在“去中国化”的政治倾向极强。而在某些方面，欧洲显然也会受到美国的一定影响。双方都有将对抗疫情不利的困局甩锅中国的政治需求。

在这种情势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将更依赖于内需和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方向也必然放在内需和一带一路之上。近期的“新基建”大计划无疑是这种策略的鲜明表征。这个大计划目前上报项目已经差不多40万亿，预计最终至少是50万亿的规模，平均每年的投资规模将达到数万亿元，再考虑到大投资带动的民间和外国资本，恐怕最终“新基建”将是史无前例的空前大建设。于是，很自然有一个问题产生，那就是如此规模的投资，资金哪里来？

多数投资肯定不能依靠民间，因为这些项目公共性较强，投资回收期很长甚至无法回收投资。按照我国的惯例，中央财政会投资一部分，地方政府配套一部分，其他的，就要通过种种模式募资。

所以，首先是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哪里来？

中国的整体债务率目前已经很高。宏观上来看，一个国家的债务通常分为4种——政府部门债务、金融部门债务、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和家庭部门债务。4大部门合计的话，2019年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目前已经超过GDP的300%，这个水平与由于疫情放水前的美国相当，比全球其他所有新兴国家加起来的债务总额还要高。直接看起来，似乎空间不大。

但是，多数人忽略的重要一点是，中国债务的社会主义性质，除了2万亿美元的外债外，中国政府、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多数是国资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债务，对于中央而言，这是左手欠右手，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大股东是同一人。这就给了国家在必要时调控的巨大余地，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比拟的社会主义金融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在总债务可控的前提下调控出一定的新基建投资资本，是没有问题的，例如每年1~2万亿元，对于国家而言，很多吗？

正在向现代金融迈进的中国，自然不可能让新基建如此巨大的投资全部由政府承担，必然发动民间和国际资本。如何发动？我们可以观察如下线索。

一、民间资本

如上图所示，按照新浪财经的报道，疫情后中国出现了“报复性存款“”现象。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了高达8万亿！其中家庭6.47万亿，非金融企业1.86万亿。需要说明，这种情况可能不是临时或偶然，而是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所导致的时代趋势。新冠疫情下很多民间消费和民间企业受到打击。谨慎的心态压倒了一切原来的暴富心理。人们不再把资金投入高风险领域，资金抽出投入最稳妥的银行存款成为新风潮。本身这就是经济危机下，只有政府投资替代民间投资的凯恩斯主义现象。这种情况预计还会持续。

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获得了巨大的贷款动能，银行是按存贷比进行贷款的，存款增加，就意味着贷款能力的增加。在危机下银行愿意贷款给什么项目？当然是国资背景又低风险的新基建项目。举个例子，如果银行存款固定增加了这8万亿，而货币乘数按4倍预估，这意味着银行贷款出去后，实际上在社会上可以新增32万亿贷款。当然并不是社会整体贷款增加了，而是原来在民间流动的资金转移到了新基建上。

二、国际资本

对于国际资本，目前在做的就是金融开放。为什么要开放呢？因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在非金融产业领域，外资企业资产几乎占全部中国产业资产的30%。而在金融产业领域，目前外资机构只占中国总体金融资产的1%出头，自然有开放空间。而且现在是很好的机会，欧美深陷新冠疫情，经济受创远比中国严重，易于吸收金融外资入华。

按照黄奇帆的说法，从2019年4月迄今的一年内，中央机构已经出台了64条金融开放规则，外资金融机构将逐步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在中国境内的金融机构可以外资控股，各种业务领域也逐步放开。桥水基金老板达利欧之所以认为必须马上投资中国，就是因为这种金融开放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资金融资本每年数百亿美元进入中国是可以预期的故事，这样在新基建期间，流入的资金可能达到数千亿美元甚至上万亿美元。这些资金自然要在中国寻找合适的金融产品，而显然，基于新基建项目发行的各种债券、证券等金融产品，将是一个大宗标的。

所以将这3部分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央+地方政府投资、民间转银行再转新基建的投资、外企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的购买金融产品，三位一体之下，解决新基建巨大投资所需资本，就有了着落。

这几天纷纷攘攘、热热闹闹的央行数字货币DCEP开始试行实现，是轰动性的新闻，在各大媒体都已经刷屏了。蓝调不做过多分析，但需要指出，DCEP初期当然只是零售支付中人民币的替代品，但在中期和长期，就是扩展到一带一路的中国经济循环的底层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数字新政的基础。DCEP如何扩展到整个一带一路呢？前一段时间，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荣宝和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白士泮建议未来可以考虑在“一带一路”上发行加密数字货币“带路币”，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金融合作的重要项目。这种“带路币”，可以发行在一带一路国家公共的超大型联盟链上，类似中国的国家队联盟链BSN。此所谓“一链一币”，以此来整合一带一路的贸易圈层。

由于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主要是两个领域，一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投资，而国际贸易，自然也是围绕着中国经济运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带路币”自然以DCEP为底层交易货币。表面上，政治因素可能导致必须有一种“带路币”作为一带一路的公共货币，但实质上，“带路币”即是DCEP映射上链的替代品。无它，是因为中国经济力量在一带一路总体上的压倒性份量。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趋势，新冠经济危机导致民间消费和投资在一段时间内萎靡，国家则以超巨大规模的“新基建”计划来实施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发展，这个范围超出了国界，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融为一体。而资金则来自政府、民间和国际三方面的资本大挪移。在建设整体中国经济循环的战略中，央行数字货币DCEP是整个经济循环的底层货币，而溢出国界，则可能采用超大联盟链的“一链一币”模式整合区内的国际贸易，实现人民币的部分国际化。整体建设计划的完成，即实现中国社会和经济向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时代的跃迁。正如熊彼特所言，每次经济危机就是一次破坏性创新。

这样的一个战略故事，读者你认为可能不可能呢？

以上就是蓝调对于新基建为核心的大建设计划之下，资本的大挪移和DCEP一链一币等整体战略的一些思考。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此山中！

站在未来看现在，蓝调与你一起感受时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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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蓝调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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