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相比「铁公基」新基建有五新

任泽平认为新基建的“新”是：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地重走老路，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鬼城”现象。

任泽平在《新基建》中倡导和支持的新基建与传统基建“铁公鸡”之间，主要在五个方面存在不同，分别为新领域、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以及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软基建。

一、新领域

新型科技基建+传统领域补短板

新领域指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等新型基建。

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将赋能未来，驱动人类社会进入万物互联时代。5G与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

5G网络较4G具有高传输、低延迟、广连接的显著提升。5G具有跨界融合的天然属性，与新一代ICT技术、传统行业、新兴终端融合，未来将产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其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增强型互联网，应用于8K（超高清视频技术）视频、3D（三维）视频、云办公、云游戏、增强现实等；海量连接物联网，应用于智慧城市、智慧家居；超低时延、高可靠通信，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自动驾驶等。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5G如同“信息高速公路”，为庞大的数据量和信息量的传递提供了高速传输信道，补齐了制约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在信息传输、连接规模、通信质量上的短板；人工智能如同云端大脑，依靠“高速公路”传来的信息学习和演化，完成机器智能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如同“桥梁”，依靠“高速公路”联结人、机、物，推动制造走向“智造”。

特高压是建设能源互联网、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环。

中国发电量、能源生产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耗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同时，以5G基站、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信息新基建领域均是耗电大户。

从区域看，中国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资源分布消费严重不均。

上述情况迫切需要中国进一步开发新能源以保障能源供应，而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具有的随机性、波动性亟须建立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高效利用的能源互联网，即“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

特高压的输电能力是现有直流电网的5~6倍，具备输送容量大、送电距离长、走廊利用率高、线路损耗低的特点。特高压能更好地连接电力生产与消费，并变输煤为输电，改善生态环境。

此外，特高压工程建设能够推进包括换流阀、电力电子、新材料等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符合国家产业转换和升级的趋势。

充电桩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是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和融合载体。

2019年12月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2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30%；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当年汽车总销量的 4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70%。

截至2020年1月底，中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53.1万台，私人充电桩71.2万台，私人充电桩建设远不及预期。假设2025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达450万辆，保有量达2 300万辆，即使按照目前车桩比3.5计算，国内仍需新建约530万台充电桩，如果考虑车桩比提升，则市场空间更大。

2020年预计我国将新增公共充电桩16万台，其中公共直流桩6万台，公共交流桩10万台；新增私人桩30万台。参考国家电网充电桩中标价格，按照公共直流桩8万元/台、交流和私人充电桩3 000元/台的成本计算，2020年投资规模将超百亿元。

城际高铁、城际轨道交通是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的“血脉”。

中国高铁里程、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较低，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根据2016年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30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都市圈和城市群。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规划建设19个城市群；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打造1小时通勤圈，促进都市圈内同城化。

2019年9月国务院发布《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到2035年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 “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

通过加强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投资，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基础。

二、新地区

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

随着人口负增长临近，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面临人口收缩，但城市群和都市圈人口仍将持续流入。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见顶，即进入人口存量博弈时代。

与此同时，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未来新增城镇人口将更多地向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在城镇化中后期，人口迁移将从城镇化转为都市圈化和城市群化。

我们预测，到2042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峰值时，新增1.9亿城镇人口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七大城市群。

一方面，基础设施最终是为人和产业服务的，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

都市圈和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和人口的主要载体，当前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并且伴随人口持续流入，未来问题将更为突出。当前19大城市群，以全国1/4的土地集聚75%的人口，创造88%的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24个人口超过1 000万的大都市圈，以全国6.7%的土地集聚34.7%的人口，创造53.8%的GDP。

有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大城市规模而不是加大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来治理“大城市病”。过去“小城镇派”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导致人地错配、供求分离，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城市高库存。

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求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

另一方面，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当前中国地区收缩、城市收缩现象已经出现，未来这种现象将越来越多，并且主要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

从地级行政单元来看，扣除数据缺失地区外，2001—2010年、2011—2018年人口减少的收缩地区从87个降至46个，占比从25.8%降至13.6%，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农民工回流中西部；人口正增长但低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出地区从87个升至160个，占比从25.8%增至47.5%；人口正增长且高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入地区从162个降至116个，占比从48.1%降至34.4%。随着自然增长率逐渐下行乃至转负，人口减少地区必将越来越多。

从现实看，不少地区政府债务水平比较高，2018年末西部、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比值高达30.5%、34.5%，而东部、中部分别为15.1%、18.7%（不含未公开债务数据的河北、湖北），其中青海、贵州分别为64.2%、57.6%。因此，对于人口流出地区，基建要从促公平、保基本，“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等角度考虑，防止无效投资造成明显浪费，加剧政府债务压力。

三、新主体

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一是建议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要合理确定投资资格，不得设置超过基础设施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

二是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

信息领域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不少项目具有明显的商业化价值，一些企业已经进入或正考虑进入。对商业化价值低但又非常有必要的，涉及公共信息的，或市场整合难度比较大的信息类新基建，政府应积极主导或牵头。

四、新方式

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

一是在资金来源方面，要规范并推动PPP融资模式，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同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

要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元，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腾挪出空间。增加专项债额度，建议从2019年的2.15万亿元上调至3万亿~3.5万亿元。当前中国政府杠杆率可控，并且背后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支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加杠杆空间，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特定阶段基建项目。

二是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门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持。

因信息类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三是做好统筹规划，防止“一拥而上”和重复建设，或“新瓶装旧酒”，造成大量浪费。

要充分吸取过去基建的经验与教训，做好统筹规划，明确发展重点和次序，地方制定投资项目需要充分考虑实际，不能盲目硬上，防止造成无效投资、产能过剩等。

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目光短浅，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证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和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还有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我们认为，不能只讲挤出效应，财政政策还有外溢效应、带动效应、规模效应。同时，在推进新基建的过程中，要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和配置效率。

同时，对这一轮新基建，绝不要一年干完，而应做一个中期投资规划，有节奏地、分批有序地推进。

五、软基建

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新时代不仅需要硬的新基建，还需要软的新基建。从广义的角度讲，基础设施除物质性的“硬”基建，还包括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基建。

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挑战，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与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

对此，我们建议：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本文来源：泽平宏观
原文标题：任泽平：相比「铁公基」新基建有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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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泽平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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