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作为激进的技术——专访科技思想家Adam Greenfield

　　当你把一项技术带到这个世界，它往往会成为现有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一结构根深蒂固，很难通过创造一项新技术改变什么。

　　用智能手机下单购物，等无人车将包裹送到家中，用语音控制家里的音箱播放音乐，带上AR眼镜玩一款身临其境的游戏……越来越多的技术正与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为我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便利，但绝少有人思考，我们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一部智能手机的背后，可能是刚果童工的廉价劳动;无人车的发展，敲响了大批司机失业的警钟;智能家居入侵我们的住宅，收集我们最私密的信息;AR技术让我们在现实和虚拟里迷失……

　　这些技术是如何运作的 它们对我们构成怎样的挑战 谁从这些技术中受益、谁又从中受害 Verso出版社的新书《激进的技术：日常生活的设计》(Radical Technologies: The Design of Everyday Life)将这些技术逐一剖析。作者Adam Greenfield是杰出的科技思想家，曾于十年前担任诺基亚副总裁，近年则专攻科技与城市空间、共享经济与社会发展议题。

　　土逗公社对Adam Greenfield进行了专访，着重探讨了近年来被热炒、但普通人较难理解的比特币(Bitcoin)。比特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用密码技术控制货币的生产和转移，无需经过银行等中心化机构。获取新比特币需要用电脑解答数学难题，这一过程被称为“挖矿”，操作者被称为“矿工”。目前，各国对比特币的接受情况不一。

　　除访谈外，作者亦授权土逗公社对书中有关智能手机的章节进行节选翻译，详见今日第二条推送 。

　　问：可以聊聊你的新书吗？书名叫做《激进的技术》，“激进”在这里指什么？“激进”的技术和“非激进”的技术有何不同？

　　答：因为这是一本由政治激进的左翼出版社出版的书，且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左派，所以人们可能会以为，这里说的“激进的技术”是指那些施展左翼政治的技术，但其实不是这样。

　　当我说“激进的技术”时，我指的是那些从根本上影响“我们是谁”、“我们认为自己是谁”、“我们如何向世界呈现自身”、“我们如何将自身组织到集体当中”的技术。我在本书中讨论的技术，都在某些方面产生了这些影响。它们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创造了新的条件，这些条件必然会塑造新的经济和政治行动，并最终会塑造我们自身。

　　我最为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成为我们自己，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是如何以技术环境为条件的。我的上一代人的通讯技术，令他们拥有一种独特的关于世界的浪漫体验。那时你可以搭便宜的货船穿越海洋，当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会收到美国运通公司转交给你的邮件。这是他们生存于世的方式，一种是迁徙的方式，一种是通讯的方式，它们都以当时的政治经济、归根到底是以当时的技术为条件。

　　但当我成年的时候，技术已经发展到让这两种方式都不再可取的地步，在商船上订位变得十分困难，坐飞机出行容易得多，尽管那并不浪漫;在电子邮件时代，从美国运通公司那里取信显得毫无意义。我们面对的可能性、我们向世界呈现自我的方式，都以我们时代可获取的技术为条件。 我想这本书所写的就是这些：尽管一切都在迅速地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以特殊的方式在进行，它是可描述、可解释、可被讨论的。

　　问：书中用了两章来介绍比特币及其技术，这看起来是个重要的话题，但普通人理解起来颇有难度。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比特币，它是如何存在的？它的价值来自哪里？

　　答：首先我必须承认，我还不知道比特币是否有任何价值。围绕加密货币和比特币的宣传不计其数，但并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到头来它可能什么都不是。但当你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时，审视一个可能性不高、但影响很大的事件，仍然是重要的。如果区块链技术真的是21世纪组织社会经济体系的方式，它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理解它为何物就会显得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异乎寻常地复杂，不是研究一两次就能弄懂的东西。它是如此反直觉、如此古怪，以至于我无法想象它是由人类创造的。

　　摘自Wikipedia：区块链(blockchain/block chain)是用分布式数据库识别、传播和记载信息的智能化对等网络, 也称为价值互联网。中本聪在2008年，于《比特币白皮书》中提出“区块链”概念，并在2009年创立了比特币社会网络，开发出第一个区块，即“创世区块”。图片来源：网络

　　另一点我们讨论区块链时要牢记的，是加密货币的设计是由一种特定的政治抱负所激发的。区块链技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参与设计它的人们从根本上丧失了对中心化机制的信任，无论这些机制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他们(区块链的创造者们)从根本上想要将事物去中心化，令世界由独立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彼此建立契约式的私人关系，这样整个世界就绝少有自愿连结的个体之上的组织存在。

　　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但这是右翼无政府主义的想法。这是无政府主义资本家对世界的构想，他们很少谈论平等，很少谈论当前权力关系下受压迫的人类的解放。实际上，就目前而言，它倾向于让有权力的人变得更有权力，让懂金融的人更富有。它有意地赋予一些人和机构更大的权力，却将另一些机构的权力榨干，后者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家。

　　每一笔比特币交易都不是由中央账本(ledger)确认生效的，而是由去中心化的账本来确认。比特币网络中的每台电脑都持有这个账本的副本。这意味着并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告诉大家，这笔钱值钱。如果你从根本上相信国家是无权者、被压迫者的守护人，那么任何伤害国家的事物都将伤害这些人。但如果你认为国家才是压迫者，那么你就能理解这些人为什么想瓦解国家。

　　问：作为一种虚拟货币，比特币如何解决“信任”的问题？当大部分商品未能用比特币交易、大部分政府未能允许比特币与实体货币兑换时，人们为何对这种货币抱有信心？

　　答：我不认为它真的“解决”了信任问题，它只是“延后”了这个问题。它令你不必再信任一个机构，但你要把信任转移到算法，以及运行这套算法的、跑代码的机器网络之上。如果你不信任那套代码，就谈不上信任比特币。

　　当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设计比特币初始协议的时候，我记得他在那篇最初的文章中指出，如果有人在比特币网络拥有51%的计算能力(computing power)，他们就能改写区块链，写上任何他们想写的东西。但中本聪认为，考虑到整个世界的计算能力，控制51%的计算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大约在2014年，就在他写下那篇文章六年之后，这已经变得非常可能。就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两个中国的比特币矿场之间的计算能力可能已经超过了50%，如果他们决定联手，一场51%的攻击就是可能的。

　　问：你提到中国的比特币矿场。这些矿场是中国公司持有的还是海外资本持有的？

　　答：很难说是谁持有的，它们的所有权可能分散在层层嵌套的公司之中。但有趣的是，每当我查看比特币的交易，总能看到人民币兑换入比特币。事情很显然，富有的中国人通过投资比特币将他们的钱转移出去，就像他们投资伦敦的房地产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人从比特币和区块链中获益，我猜当数中国的富豪们。

　　图片来源：网络

　　问：中国除了有使用比特币的富豪，也有挖矿的矿工们。一些比特币矿场之所以选址四川，也是因为那里电费便宜、气温较低以及人力成本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否成为了生产比特币的“世界工厂”？

　　答：中国确实存在一些既有的条件，包括物质的、气候的、人力的、技术的，这些条件叠加起来，令中国在比特币的格局中处于相应的位置。其结果显示，比特币的世界并不是平的。比特币并非如它的发明者可能设想的那样，可以消除地区间的差异。这是连非常聪明的人都时不时会犯的错误，即认为技术是自主的。事实上，当你把一项技术带到这个世界，它往往会成为现有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一结构根深蒂固，很难通过创造一项新技术改变什么。

　　问：比特币的价格近期不断打破纪录，有分析认为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亚洲。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答：比特币价格飞升，是因为它承担的两种职能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张力。任何被当作货币的东西都有三种基本职能：作为交换媒介——我给你一个猪肉包，你给我一美元，我们认为这两种东西是等价的;作为记账单位——用它来给资产和债务标价;作为价值储存——我存下五美元，期待它升值，这更像是一种投资。比特币的问题或者说设计上的缺点在于，它必须让这两种职能同时起作用。一方面它是交换媒介，比如我向你买东西，付给你比特币;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投机性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它更像是黄金。

　　目前对比特币的兴趣主要来自亚洲，但比特币在西方有深刻的市场定位。另类右翼(alt-right)人士对比特币很感兴趣。这就像表明你自己的政治态度，通过表达对比特币的兴趣，通过使用比特币这个词。

　　问：比特币社区主要是由另类右翼人士组成的吗？

　　答：在2017年、在西方，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如果这不是客观事实，至少我感觉是这样。

　　问：所以对比特币的兴趣与它背后的意识形态有关？

　　答：我认为这在某种层面上是正确的。有一群核心人士理解加密货币最初的意识形态，并为其投资。由于初始用户群内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一种由无政府主义资本家发明的技术，会出于某种理由，吸引别的无政府主义资本家、技术自由意志主义者、激进的个人主义者、自我中心的无政府主义者。

　　但我认为也有些人不了解比特币产生的政治背景，也不知道它来自什么样的社区，而只是意识到这种货币和他们政治观念体系之间有某种自洽。这些人构成了比特币的第二波拥趸，他们和比特币的发明者们没有很深的联系，他们更年轻、更精通网络，所以我用了“另类右翼”这个词。我认为这些人在比特币身上找到了亲近感，但他们未必完全了解了比特币是什么。

　　问：也有新闻说很多日本和韩国的家庭主妇在炒比特币，她们的身份好像跟上述比特币社区相去甚远。而且通常会认为，她们是较为保守的投资者，为什么她们会对这样高风险的产品感兴趣？

　　答：仅仅作为猜测的话，我认为是社会感染效应很强，特别是在我称之为“后儒家社会”(post-Confucian societies)的地方。在日本和韩国，像安利这样的多层次直销公司大获成功是有原因的，甚至在韩国，这些营销一度是违法的，因为它太有效了，人们会用自己的家庭、学校网络来说服别人购买他们原本不需要的东西，并且成为安利的经销商。我认为对于比特币而言，可能也有同样的原理在起作用。这就像是安利一样的庞氏骗局，尽管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比特币被设计成永久通缩的(permanently deflationary)，可被挖的比特币总数有一个上限，出于计算的原因，它会一直变得越来越难挖。理论上，每一比特币的价值只会一直上升，这让它看起来像是一项值得的投资。这或许是一些保守的投资者被比特币吸引的原因。而且在韩国和日本，女性往往要对家庭财政负责，我猜她们是想(通过投资比特币)保障家庭的未来。但问题在于，这些钱进入比特币的投机市场，可能会突然造成损失。如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决定人们不能用比特币购买任何东西，那么你的投资很快会变成零。

　　问：在上午的新书发布会中，你提到在科技发展的早期，科技圈曾经有一种“解放的文化”（a culture of liberation），这种文化为什么消失了？

　　答：有至少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我说的是事实，但不是完整的事实。完整的事实是，我谈论的那些当时充满希望的、思想开放的技术文化，已经是一种军事工业的文化，因此这种对 “解放”的文化兴趣是建立在军事工业向科技发展投资的基础上的。那就是复杂的现实。你会看到这些人(科技发明者)最终是在军队或企业的合同下工作的。那不是完全地、纯粹地关于“解放”——其中可能有对“解放”的真诚的兴趣，但那是在更深层次的事物和文化之上的对“解放”的兴趣。

　　其次，个人的“解放(liberation)”和集体的“解放(emancipation)”之间必然存在张力。这些技术非常擅长赋权于个人，它可以令一群排队等地铁的人看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使他们都在用Facebook，他们看到的也是不同面的世界，而其他人对此无法感知。因此我的感觉是，技术的个人主义面向超越并最终压倒了解放集体的愿望。如果这些网络、技术、交互功能能被设计得不同一些——我不会说为时已晚，我们最终会到达这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设计互联网协议。如果我们想赋权一群人、集体的人，我们必须深入了解这些层层叠叠的技术，并作出不同的决定。

　　我也是被技术赋权的个体，并从中获益。而我确实认为，对个体的过分强调令我们错过了某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完全走向反面，令技术只能赋权于集体而牺牲个人，我会报以同样的不满。坦白讲，我并不适合一个凡是只讲“集体”的世界，我不是好的团队合作者，我作为个体比待在团体中更好。我们所在的世界创造了我，尽管它也令我看到了它深刻的局限。

　　问：你在发布会上也提到，新自由主义成为了当代科技发展主导的意识形态，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和“解放”？

　　答：我认为新自由主义非常危险的地方在于，它确实能够解放人。它非常善于运用个人赋权的话语，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能动性，感觉自己能自主地做出选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担起选择的责任。在我们身处的如此复杂的世界，这会让人精疲力尽，我们需要应对这种“选择的负担”。我们被要求在不同的医疗保险、不同的教育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还被要求理解教育不仅仅是教育，而是一项对我们未来职场表现的“投资”。如果我们想将自己在经济中的表现“最优化”，令我们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我们就不得不早早地做好这些长期决定。我不认为这是对我们心力的最好利用。

　　我不是在为刻意限制选择的行为辩解，但我希望我们不用总是被期待成为精明的个体，在超越个人理解能力的复杂场域里行事;我希望作为普通的男男女女，我们不用被迫去理解复杂决策中的因果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我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感到不舒服，那是一个让人疲倦、沮丧、情绪困难的世界，一个并不吸引人的世界，尽管那也还不是最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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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艾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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