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眼中的现金和数字货币

在德国和欧元区，在数字浪潮中，现金的使用和流通水平仍然很高，因为现金提供了三种独特的独立形式——独立于一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独立于技术生态系统和独立于社会控制和数据收集：

（1）独立于一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现金是可触摸的，不需要任何技术设备。现金的使用易于理解，能跨越代沟。现金的触觉性质，正是加强金融包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银行或技术基础设施不足的农村地区，确保获得现金可能特别重要。因此，现金也是维护社会凝聚力的手段。

（2）独立于技术生态系统。鉴于欧洲的支付格局仍然碎片化，在欧元区的P2P（个人对个人）交易中，现金目前仍然是真正通用的支付手段之一。

金融科技公司正在动摇欧洲的传统银行体系。这些公司通常可以利用其全球影响力和庞大的客户群。这也许能为消费者带来好处，例如跨境支付。但这也意味着客户正被锁定在特定的支付生态系统中。现金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出路，至少对于某些交易是这样。

（3）独立于社会控制和数据收集。作为法定货币，现金完全由国内中央银行支持。如果个人隐私是顾虑，现金是明显的支付方式选择。这加强了个人自由。

这些特征使得现金有助于加强金融包容性、维护社会凝聚力、保护用户被锁定到特定的支付生态系统以及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等。

在中国，发展一种新的支付工具，从监管机构到推动创新的企业到一般民众，都较少把这些因素纳入发展一种新的支付工具时的考量。

社会舆论热烈讨论的是新的支付工具和技术带来的快捷、便利、低成本、易用等用户体验，而较少关心对数字技术不理解或无法访问它的特殊群体（如老年人或残疾人等），这带来数字鸿沟的风险。

在中国，蚂蚁金服和腾讯支付占据了移动支付93%的市场份额和13亿的用户人群，它们平台上提供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几乎“绑架”了用户的全部生活方式。

这表面上看起来对消费者是不错的，但消费者不仅通过自身在平台上的经济活动为平台贡献了宝贵的用户数据，还可能忽视其他（产品和服务的）选择，这使得其他收费的商业模式吸引力大大降低。这带来了公平竞争的风险。

中国企业和民众普遍对个人隐私不够重视，这也导致了一度普遍滥用用户隐私数据的现象。这种现象随着近期中国政府大刀阔斧地治理得到遏制。

不过相比较欧美传统一直重视个人隐私的文化观，中国仍有相当提升空间，这在短期内都会显著影响到中国数字货币领域的竞争力，无论是中国央行的DC/EP，还是由中国企业推广的加密资产稳定币。

作为一个负面案例，在2018年6月欧盟推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之后，微信以直接退出欧洲市场运营了事，这体现出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短期内难以逾越的短板。中国央行声称DC/EP实现了“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可控匿名。结果DC/EP实际上失去了物理现金提供的绝对匿名性。

在数字潮下，中国企业和民众都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自豪感，来自所谓的“无现金程度”，天真地以为货币数字化程度代表了社会技术和文明领先程度，因此企业和监管机构都在积极地以数字化程度为KPI促进创新。

数字化转型（包括针对货币的），虽然存在巨大的效率、便利性、成本等方面潜在收益，但所有事情都存在两面性。

数字技术的潜在负面影响是将巨大的权力放到不适当的人手里，这样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权力的不受束缚和滥用。

例如，实现100%无现金社会后，个体可能被剥夺使用货币的权力——最基本的金融服务；个体所有的金融活动都无一遗漏被记录、跟踪和滥用。

因此，在缺乏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的前提下，数字技术带来的核武器一般的权力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约束和制衡，不应该将数字化程度作为单一的追求目标。具体到现金的问题上，向无现金社会过渡不应该由用户之外的力量所推动。

欧洲央行高官对零售CBDC的谨慎和批发CBDC的偏爱，本质上是希望保护商业银行的铸币权，因为零售CBDC意味着央行向商业银行剥夺一部分创造货币的权力。

这背后体现的是欧盟银行和央行群体的反国家意识。作为对比，中国的金融精英群体直接选择了发展零售CBDC以抵御人民币货币主权被侵蚀的风险。

总体来说，中国在支付和数字货币方面的创新，虽然领先但显得冷冰冰，缺乏德国/欧洲那种温度和人文关怀。中国与欧盟在CBDC创新方面的差异，体现了主权意识和超主权背后的反国家意识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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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NB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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