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恒进：论数字货币与世界财富、科技中心的转移

财富的涌现与流转推动着文明的进化。适当的财富形式因为社会成员的追逐而升值，满足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激发出社会的创造力。解构最近五百年来世界财富中心和科技中心的崛起和转移波澜壮阔画面背后的底层逻辑，即为李约瑟之问提供了一个答案。主权货币和债券作为透支未来的方式，逐渐成为新的财富形式，极大地推进了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但也因为财富拥有的两极分化，其可持续性面临挑战。疫情之后的世界环境正在急剧变化，需要建构新的财富形式作为大众“自我”的延伸，数字货币可能是其中一种有效的价值载体。中国正处上行的国运，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反而能提供契机让中国专注发展科技、优化治理体系并强化内生动力。

引言

货币理论是一个重要而未决的领域，竞争性货币宽松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当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疫情背景下热烈讨论的话题。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强调的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体系，主权货币仅受通胀的实际约束而没有名义预算约束，并且应由财政代替央行承担实现充分就业和维持通胀稳定的职能。孙国峰批评现代货币理论倡导政府信用而非银行信用，与现代经济金融运行显示相悖，是一种倒退，错误地将存款货币和基础货币视为并列平行关系，只看到了国民经济核算账面上的平衡而忽略了货币创造的内在机制与动态过程，并且现代货币理论主张由政府垄断的货币创造制度，产生了一种掩盖在部门名义均衡之下的隐性剥削。

学术界里大多数经济学家、银行家都对MMT持负面态度，但现代货币理论已然“不期而至”。为应对此次疫情，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地区实施的货币政策就属于MMT政策。例如美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民众发放现金，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美国联储会的负债就从4万余亿美元增加到了6万余亿美元。2019年民众党初选期间，Andrew Yang提出的核心政策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无条件基本收入）也大受民众欢迎，这些都可谓“直升机撒钱”的MMT政策。

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实施的土地财政政策，主要是依靠增量土地创造财政收入，通过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求。近两年来，中国开始密集部署的“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20年4月中旬已有13个省区市发布了2020年新基建相关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其中8个省份公布了计划总投资额共计33.83万亿元。这些同样可以看作是MMT政策延伸与创新。

我们也曾建议实施“以人为本的货币制度”，建议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由中央银行直接注资，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转变为分红平均地分发给全国公民，也是MMT的一个方面。曾获诺奖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近期也提议美国政府永久性地将GDP的2%用于广义的公共投资，提供持久性刺激来抵御债务危机，这个提议也可以被看作MMT的一个应用。

中国除了要面对全球实践现代货币理论可能带来的风险，还要应对外部施加的压力。有人担心，以美国为首正在刻意实施“去中国化”的货币联盟，美联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更似“割全世界的韭菜”。在紧张的全球局势下，中国的地位与未来的发展需要更清醒理智的分析。我们主张从文明兴衰、财富流转和科技中心转移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前中国所处的形势，对MMT和“脱钩”的压力是否可解做出回应。

财富流转与文明创生

财富形式非常重要，甚至能够引导和决定文明形态和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创造财富与文明的还是农耕民族，有些游牧民族甚至没有文字系统，更谈不上形成唐诗宋词般的文学艺术。常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游牧民族文明发展的局限性就源于他们的财富形式过于单一，土地对牧民而言并不是财富形式，哪里有草地就游牧到哪里，而以畜牧为主的财富形式就决定了财富量有限、难以积累并且不稳定，遇到天气灾害甚至会一无所有。相比之下，农业社会的财富形式就好得多，粮食可以贮存较长时间，粮食产量与土地数量基本成正比，因此土地也是财富形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才让人们有机会在精神文明层面有了更多更高的追求。

瓷器、茶叶和丝绸等商品则是更加优异的财富形式，不仅单位体积的价格更高，与咖啡烟草相比它们被人类赋予更高意义，又比粮食更适应长途运输便于保存，因此内贸外贸得以发展且维持较高利润，香料也是西域重要的财富形式，当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的目标之一也是获取香料，但从历史角度来看香料可能由于保质期限等原因没有长期大量地积累下来。中国本身的银矿产量很少，但到了明朝已经是银本位，说明在西方等地开采的银子已经通过贸易大量流转到中国，而中国以瓷器茶叶丝绸为主要商品输出到世界各地，是持续了千百年的重要财富形式，例如当年英国新贵追捧的下午茶就离不开茶叶和瓷器，彼时都是地位与财富的象征。

很多人认为发展出现代科学的西方为世界文明进步奠定了绝对基础，其实西方现代科学的兴盛离既离不开他们独特的文化特征，也离不开东方财富的支持。比如李约瑟难题常被用来评价中国的创造力，但李约瑟难题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提问，比如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发生在罗马呢？罗马存续了上千年的时间，非常重视工程，并且也是已然知晓希腊文明成果的，这可以从侧面说明，现代科学的产生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并非在任意繁荣之地就可能产生。

西方近现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特征，就是受到了一神教的洗礼，这种信仰使得西方人对唯一性、终极性的追求到了极致，对问题的分析一定要追根究底到一个根本原因、一个绝对的存在上。虽然东方也有“大道至简”的说法，但比不上西方经过一神教千百年洗礼而形成对唯一性追求的强烈。但西方的发展只有文化特征还不够，还需要在追随一神教思想的过程中，人的“自我肯定需求”能够得到适当满足，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源聚集过来，在这一历史场景下，资源就是来自东方的财富。当时西方的起点更低，东方虽然看起来腐朽，但对于西方财富体量而言，依然提供了充足的财富存量，加上西方通过对科学的投入，更是加速了东方财富向西方的集中，滋养西方的自我肯定需求。在自我肯定需求理论框架下，这些现象就看得非常清晰，一方面要展示出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独特性要能持续带来正向收益。对于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很难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而且对于财富原本很少的地区来说，有一些财富涌入就能填补很多空缺，更容易满足人们的自我肯定需求，更容易产生“奇迹”。

自我肯定需求

在牛顿时代，人们对机械能动能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认为如果能将人类视作机器，既然机器运作需要能量，那么人类也会需要能量，因此能量需求是当时看来人类最重要的需求。到了20世纪40年代，薛定谔就提出了生命需要负熵（negentropy），而且已经猜测到生命需要某种准晶体来保存信息，对这种准晶体的探求导致基因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纵观人类世界，我们认为自我肯定需求才是人类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图1 需求的三个层次：

将人看作机器时具有能量需求，将人看作有序结构时具有负熵需求，强调人类主体性时人具有自我肯定需求

只要有可能，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环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这种需求我们称之为“自我肯定需求”（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Bloch的实验数据表明，89%的实验对象对自己的人格品质评价要比实际更高一些；Myers的调查显示90%的商务经理认为他们的成绩比其他经理突出，86%的人认为自己比同事更道德；Svenson的研究显示超过80%的人们认为自己开车水平比别人好。

自我肯定需求是刚性需求，不比物质需求弱，往好的方面想，大家趋于肯定自我，就会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总的自我肯定需求必定会大于这个社会当下生产出的总供给，这就形成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任何统治者（或管理者）而言都是一个强大的挑战：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统治者必须提供额外的供给，来填补这个缺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有四种主要资源供给方式（财富涌现方式），可以加以利用来填补缺口，满足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

第一种方式是学习和自主创新，包括制度层面和科学技术层面。制度的创新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改变，技术创新则由新技术、新发现带来。制度创新使得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更先进的替代。向外学习与自主创新相比更少耗费资源、更具爆发力，因此后来者居上的例子屡见不鲜。

第二种方式是外部获取，包括与外部社会进行贸易（比较优势）、自然的领土扩张、古时游牧民族的抢掠，以及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和掠夺。在这几种外部获取的方式中，贸易是最长久也最实用的方法。重商主义国家强调要出口大于进口，使国家内部的和谐发展在外部财富的补充下得以实现。

第三种方式是透支未来，用未来的财富来弥补今天的缺口。通过印钞、借贷、债券、股票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我们可以提前使用未来的资源。原则上讲，未来是无止境的，因此透支可以非常大。但是这种透支行为的伸缩性也很强：当经济状况较活跃时，人们的情绪也比较乐观，这时对未来的信心较高，因此透支也会更多；而当经济状况不好时，人们对未来持悲观情绪，那么他们就会更关注现有的财富和未来的保障，因此透支也就会相应减少。这种对未来信心的波动使得金融市场缺乏稳定性并导致金融危机。

最后一种方式是崩溃后的再出发。西方近五百年来财富中心的转移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类似的准周期规律，帝国或王朝崩溃的实质都在于旧的财富分布结构不能较好地满足全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而另起炉灶才给人们新的希望。落后国家对发达的国家进行侵略与吞并也有着与改朝换代相同的性质。

财富中心与科技中心的转移

东西方的发展都存在准周期的规律。中国最长的朝代为汉朝约400年，宋朝约300年。我们可以发现隋唐、秦汉都是前一段很短，后一段较长的模式，其中从三国到南北朝这一段是比较特别的、支离的时期，但总体的准周期规律依然明显。

西方的发展历史也有类似规律，只不过体现为财富中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转，如图2中财富中心流转方向所示。比较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共治地球，西班牙负责西半球的治理，葡萄牙则负责东半球，随后进入了荷兰的统治时期，接下来到了英国的迅速发展与统治，再后来美国占据了世界发展的主导权。

不管是西方历史兴衰还是中国王朝的更替，我们都可以在自我肯定需求的框架下面解释，这也是相较于其他理论，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的优势所在。但很多人都低估了中国在近现代对世界的作用，曾有人梳理了近几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发明，中国似乎数不上几项，但一个国家的能量从这种维度评估并不准确，重要的还是要满足自我肯定需求。

一个国家或者朝代要维持300年的鼎盛发展是很难的，葡萄牙西班牙的强盛时期大概100年，荷兰统治还不到100年，英国站上历史舞台的时间约为英西大海战，从光荣革命开始引领西方到二战结束，鼎盛期也不过300年，美国从1776年建国至今都不到300年。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我肯定需求的作用。

对于一个维持较长的王朝或中心而言（比如300年），如果利益集团的获利年增长为3.6%，根据爱因斯坦七二法则，利益集团的财富每20年就会翻一番，那么在300年的时间里，利益集团的财富将增至开始时的约32000倍（215）。社会阶层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顶层是最高统治者或者联邦政府，中间层是以达官权贵为首的组织或利益集团，他们是治理国家的代理人，底层是普罗大众。利益集团的利益激增，实际上意味着顶层利益的大幅削减，到了周期末期，顶层实际可支配的资源所剩无几，又没有足够的外部资源填补自我肯定需求产生的社会缺口，内忧外患就容易导致中心地位的出让或王朝的崩溃。

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用自我肯定需求去看国家的兴衰和中心的转移，很多事件就变得非常清晰。很多人将文明兴衰与文化、制度、宗教信仰关联在一起，但实际上，文化制度这些是“果”而不是“因”，国家资源或流转的财富能否满足人们的自我肯定需求才是关键。只有在财富涌现时、在外部资源充足时，文化制度等创新才有可能发挥效用。假如百姓都食不果腹，大家就没有多余精力去欣赏文化制度等创新。

在图2中也展示了科技中心的转移，汤浅现象表明，科技中心的转移与财富中心的转移往往在时空上并不同步，而是稍有滞后，说明先要有财富的聚集，而后才有创新创造的涌现。科技中心从意大利转到英国，随着科技革命的影响，再转移到法国，随后是以化工闻名的德国，再转移到美国。科技中心也往往不会长期维持，一个科技中心的兴起通常是，已经积累了财富，又看到前一个科技中心的先进技术，在自我肯定需求的作用下，认为自己的技术水平不会比别人差，于是大量投入追求技术上的赶超与创新，就容易崭露头角取而代之。但当科技中心发展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开始逐渐划分派系，在科研体系中能够得到提拔晋升的都是派系内顺从规则的人，科研变得有利可图，部分科研人员就容易出现动机不纯，整体的创新性自然变差，而在新出现资源涌现的地方，他们的科研创新动机就会更纯粹，科研人员发自内心觉得科研有趣，专注于技术突破而心无旁骛，就可能形成下一个科技中心。

即便是美国，现在同时作为财富中心与科技中心，但实际上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准GDP）就已经超过英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科技中心是1920年后转移到美国，依然是晚于财富中心的转移。当然科技也进一步巩固了美国财富的积累，电力、钢铁、汽车和石油等形式的财富大量涌现。

图2 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财富中心与科技中心的转移：在美国之前，财富与科技中心在时空上并不重合，但美国也是在1894年工业总产值（准GDP）领先英国之后才成为世界科技中心（1920年）

主权货币和债务作为财富形式

美国作为财富和科技中心，并非高枕无忧。美国大型公司的资产净增值速度约10%，一些新兴产业公司的资产净增速甚至可高达14%，即使按照10%来计算，根据爱因斯坦七二法则，这些公司的资产约7年可以翻倍，经过100年的积累就会增长大约16000多倍（214）。而美国GDP约每年增长3%，100年大约翻16倍。也就是说，100年后，金融资产增量是GDP增量的1000倍，其中巨大的差距主要来源于对未来预期的膨胀以及通过主权货币和债券透支未来。

关于货币起源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特殊商品理论，这一思路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实物交换这种直接交易在有些情况下会很麻烦，而特殊物品容易携带和保存，达成共识后价值较固定，特殊商品逐渐成为货币，比如将容易分割携带的贝壳作为凭证，这是货币原来的形态。这种形态实际上是把一种已经拥有的东西，转换为一个凭证来进行交换。

还有一种说法是货币源于对神殿和寺庙的欠债，比如龙白滔指出，公元前3000年的经济体就以信用为基础，以货币化的粮食和白银作为偿还债务的手段，债务主要是居民欠美索不达米亚宫殿和寺庙的，会计师用货币作为远期规划、资源分配和价值分配的工具，货币也用于支付税款以及费用，周期性的债务勾销以此来消除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货币体系就具有强制性，而不是民间自然形成的。

但是，这两种货币起源的思路都各有缺陷。英国经济学家英尼斯批判亚当·斯密的理论毫无历史依据，实际上是错误的，认为他发现的只是信贷。例如《国富论》中铁钉的案例站不住脚，铁钉制造者很穷困，不仅需要供应商提供原料，而且在制作过程中还需要依靠供应商提供的信贷而购买面包等生活物资，也就是铁钉的制造者背负了债务，到铁钉制造完成，再用铁钉去还债。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汉弗莱也写道：“从来都没有人类记录过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更不要说再从这种以物易物经济中发展出货币了。”

货币的产生也并非一定要强制性，确实可以从民间、局部开始自然而然的产生。比如中国历史上晋商银票，就是民间商行发行的非强制性货币，比特币甚至是由个人发起的货币，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当然，大部分强制性的中心货币或法定货币能够更稳定，我们可以说非强制性货币不够稳定，不是足够好的货币形式，但不能因此认为民间无法自发形成货币，或者否认它们作为货币的存在。美元的强制性也不是仅凭政府一声令下，而是要经过禁止使用黄金等手段才逐步达成。

纸币的出现实际上更多的是以信用来做凭证。以信用做凭证很不容易维持，因为一定有人因为非足额抵押，会过度使用信用。不论是官方法币，还是民间出现的银票，货币形成之后就会随之形成流通的生态圈，目光长远的发行者都希望这个生态圈能够有持续性并保持生态健康。

货币体系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货币可以出现负利率？负利率就意味着资产无法带来收益。比如黄金，在保存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损耗，克数不如当初，或者是要完好保存黄金需要额外支付费用，但黄金本身并不会增加。那么大家为什么依然愿意接受负利率资产呢？就在于大家很可能找不到更好的资产来替代。假设黄金年损失大约1%，但如果投资其他资产的损失是5%，那么我们依然会选择黄金，因为损失量更少。但不论如何，货币变成负利率资产终究不是好事，说明大家并不看好未来，也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标的。

作为强国，有人认为美国可以通过侵占别国来获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要攻打他国，除非被侵略的一方比侵略者富裕得多，否则发动战争的成本就会很高，得到的利益都不足以补偿。例如，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攻击，表面看美国是得利，因为伊拉克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不妨简单计算一下，这场战争美国已经花费了超过2万亿美元（包括对士兵的治疗与补贴费用），伊拉克日产量400万桶原油，假设每桶原油能净赚20美元，那么需要持续不断抽25000天（68年）原油，美国才能勉强回本，且不论当前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一度为负值。政府确实花了不少钱，但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是被军火商、承包商等利益集团赚得，从联邦政府角度分析战争依然是赔本的，美国部分利益集团才是得利者。即便美国大量的支出可以继续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但依然要付出代价，只是将支付期限延后而已。

美国从弱变强的过程中，也发行了大量的国债，外界对其发展的预期是不断在改变的，如果愿意相信美国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就会为之买单。但这种债务滚动累计的情况不会永远地持续下去，而是会受历史进程的影响（常常是突发因素）而终止增长。其中一个突发因素是天灾，例如明朝末年，国库已经不堪重负，结果遇上自然灾害还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赈灾，赋税更难征收，财富分配更容易引发各方不满，就容易被揭竿造反。还有一个因素是外部变化，例如美国如果能持续现状，几万亿、几十万亿地发债，只要有人依然相信美国最强就会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但如果突然出现了比美国前途更好的经济实体，大家转而购买新实体的债务，美国就会受到致命影响，这也是美国与新兴经济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潜在的挑战者出现时，如果它不够强大就会被“老大”扼杀或者进行打击，那么对“老大”而言就是一种资源的补充，当年的美国与日本就是如此。当时日本的汽车、电子等产品质量突出，在全球迅速扩张市场，确实威胁到了美国地位，美国通过广场协议，实施军事和政治的多层压力，使得日本资产形成泡沫并最终破灭，随后美国的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扩张迅速，对美国经济是一次大补。美国对苏联不战而胜，内爆的苏联资产很大部分通过互联网泡沫在华尔街涌现出来。

但由于自我肯定需求的不断作用，互联网等技术领域的扩张还不足以支撑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后来有了房地产行业的扩张，让更多信用不足的人借贷买房，也因此引发了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开始了量化宽松、国债的扩张，国债已经累计了很大的泡沫，国债价格上升利率下降，甚至马上可能要到负利率，这个泡沫可能会在某个契机下破灭。新冠肺炎疫情目前还没有导致国债崩溃的破坏，但美联储已经开始无底线收购，包括可能收购垃圾债券。美国也准备发行超长期，比如50年期的债券，虽然目前利率很低，但未来可能利率飙升，变成一个笑话。

伟大的商品不仅是财富形式，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价值载体的工具，在宏观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缺少足够好的财富形式，民众没有愿意持续购买、使用和保存的商品。历史上金银的囤积也曾引起通货膨胀。东方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可谓是历史上伟大的商品，对比西方历史上的财富形式代表有烟草、咖啡、可乐、钢铁、石油和水泥等，但它们持续高热的时间都不算久。

具有生命力的财富形式必须能够持续地满足自我肯定需求，能够成为人类“自我”的延伸。农耕社会的土地是重要财富，拥有的土地可以看作是拥有者的一种延伸。到了现代社会，对很多人来说，房、车依然也是自我的延伸，但对普通人来说，很多房、车都是贷款购买，还有很多人无力购买，因此这类财富形式并不能作为绝大多数人的延伸方式。

国债、债券作为透支未来的方式，也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地区新的财富形式。债券可以作为一部分人的资产，那么对应地就是另一部分人的负债，两者基本平衡。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在于资本收益率大于和经济增长率（r > g）,两者的差距就要靠额外的资源来填补。债券这种透支的方式暂时可以满足中间层（利益集团）每年10%以上的增长需求，实际上消耗的是顶层（比如美国联邦政府）的利益，以及底层普罗大众的资源，很多美国公民已经是负资产的状态。

在发行国债时，国家主权非常重要，某些拉美国家的悲惨现状就在于追求短期利益，在能出售国有资产（电厂、水厂等）时将这些民生资产都变卖给外资，金融危机一来，只有本国政府兜底，却又没有实际可依靠的资源，只能印钞，导致货币疯狂贬值。受疫情影响，美国国债利率持续走低，美国也已经开始印钞，目前来看由于中产大多愿意继续持有债券作为资产，美钞超发了也没有明显通胀，反而近期美元一直在升值。但这种印钞的方式依然不能治本，本来就富裕的中间层会拿到更多美元，而在底层挣扎的老百姓可以分得的增发量依旧杯水车薪，这样就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顶层让利到负债累累，底层被挤压得不名一文，而中间层对无法保持10%增长产生不满，最后无法满足任何一方的自我肯定需求，就可能导致社会撕裂甚至崩溃。

新财富形式的建构

吴敬琏等学者认为，交换产生财富，这在过去的商业逻辑中是成立的，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AI）技术的介入，从某种角度看这些科技是在打压商业文明，使得商品制造环节变得透明，利润变得很薄。加上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重创，更加需要建构新的财富形式作为价值载体，让大家愿意支付、使用和保存，能够作为大众“自我”的延伸。

疫情之后的世界走向还不能断言一定会如何，但在自我肯定需求的框架下、从个人延伸的角度来看待未来会更加清晰。古人先贤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个人从小到大实现自我延伸的一种很自然的路径，也可以是构建新财富形式的思路。人借助乐器演奏出原本身体无法发出的音乐，是“自我”的一种延伸；通过发明计算机，编写程序，让机器完成一个个功能，也是个人“自我”的延伸。在西方工业时代，这些延伸方式是被暂时压制了，当时需要的是标准化的、像机器一样的工人，但未来将更加强调个性化，鼓励个人对“自我”的延伸和超越，这是应当追求的价值。房子对中国人的意义非凡，在未来作为延伸方式之一依然存在可观的发展空间。

现在环境越来越复杂，就在于我们还需要考虑AI的因素。可以说依然有很多人低估了AI的进步，以及AI可能产生的影响。2016年AlphaGo战胜人类冠军棋手时，机器超越人类的奇点就已经发生。可能会有人质疑，认为奇点应该是看到一个“全能机器”或者AGI，在各种领域都能超越人类。但这种想法有些不切实际，因为这种期待的机器更像是一个“上帝”般的存在，而非机器智能。智能不会是通用的，一定是具有专业性的，现在AI就在专业领域一项项地超越人类。美国有一个继续引领全球的机会就是在AI方面取得技术垄断，就像古罗马在公元元年前后的转换一样。

古罗马在人类历史上比较特殊，因为一个中心很难维持400年以上，而古罗马的上升期大约600年，从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帝国，人口增长了600倍，而土地扩张了6000倍。当时是农业社会，土地是财富的一个标志性度量。土地的进项要多于人口的增加，代表可以满足大多人的自我肯定需求，是一个好的环境。但是到了公元元年左右，罗马的扩张到了极限，向外扩张的成本大于收获。结果是由集权的帝制或寡头制取代了共和制。用通常的理论框架很难理解，为什么帝制取代了更好的共和制呢？从自我肯定需求的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扩张到边界之后，没有额外资源能让所有公民满意，底层公民的利益不能维持，那么只能是将维持顶层的寡头和中间层军队的利益摆在首位。古罗马的历史也说明了制度并不是决定国家发展的原因而是结果。

没有额外资源的情况下，财富实际上变成在内部竞争，在互相剥夺，这就是不稳定的状态，到头来还是会崩溃，而且崩溃的速度远远快于成长的速度。罗马在帝制时并没有纸币，而是用金属铸币。但后来由于资源短缺，铸币不停掺假，金子含量越来越低。罗马在制度的转化、铸币掺假，实际上是通过透支未来的方式试图维持统治，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延缓而不能挽回崩溃的趋势。

美国也可能有这种转变机会，那么权利可能是集中到技术精英身上。在比较近的未来可能是以美国联邦政府为代表的西方、中国和科技精英形成“三国演义”之势，中国相比是弱势就需要合纵连横与科技精英合作，但科技精英内部能否团结凝聚还有待考证。

技术精英们对此应该有所思考，比如数字货币就是一个切入口。2019年6月18日，Facebook发布了《Libra白皮书》，引起了全球关注，中国也感受到了压力。七国集团财长对Libra均持反对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一样，背后的理由是法币的基础并不那么牢固。虽然Libra主张不会和主权货币对抗，只是作为支付手段、作为一个有抵押的稳定币，但在金融并不稳定的现状下，它势必会成为法币事实竞争者。Libra虽然调整方案，不与一篮子货币挂钩，而是与单一货币（比如美元）挂钩，在一开始可能会加强美国的国际地位，但在未来它对美元的威胁仍然是首要的。美元背后是政府背书，是通过未来的税收支撑，但作为世界霸主累计欠债颇巨。美国国债已超过25万亿美元，但相比之下美国对未来的承诺（liability）相比之下才是恐怖数字。这种承诺表现为个人的资产，也是国家层面的欠债，国家在未来需要持续偿还，这些承诺折现到现在约为150万亿美元。如果允许Libra发行数字货币，Facebook的月活用户数量超过23亿，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都要多，比起负债累累的美元更加清爽灵活，在不远的将来对美元等主权货币就会形成激烈竞争。

姚前曾提到，美元数字货币很可能是公私合营的典范。对此也有人评价，美元本身就是公私合营的，银行组成的集团本来就是股份制公司，银行的股权是集中在私有股东手中，这也说明货币并不是一开始就由政府强制的，还是有私人作为重要角色来参与。不论是政府的还是私有的，大家也都要维持货币体系的健康生态。

可持续的、具有生命力的货币体系算健康的生态，而如果体系内贫富差距过大，层次构成变得不合理，各层的自我肯定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货币体系容易变得脆弱，经不起外界冲击，这样就是不健康的生态了。美元体系所构成的生态是否健康，能否抵御外界冲击呢？Libra如果与美元单一挂钩，并且只是作为支付工具，例如拥有一美元才能花费一美元，而不引进信用，那么Libra就更像是特殊商品而不是信用货币。

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者健康的生态里，一定要使用信用进行扩张，需要透支未来，而不是只使用资产本身作支付。很多人的感觉可能是足额抵押是最佳方案，但本质上不是，因为如果大家都要用当下已经拥有的、足额的等价物（比如金银或者是实物资产）来做足额抵押，就会发现，即使把社会现有的全部财富都拿来做抵押，依然不足以填补空缺，因为自我肯定需求的不断作用使得民众要求的分配额会超过当下实际产出量，那就会对可持续性造成挑战，这也是没有信用参与的Libra将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信用货币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有对财富的追求，为了社会的可持续性，信用货币必然会产生。数字货币可能是一种有效的价值载体，能够作为人类“自我”的延伸，甚至成为未来世界的通证。

未来世界的通证

AI和区块链等技术对传统商业构成挑战，但对未来的财富形式可能提供了重要基础。随着技术手段的强大，如果人们可以对信用特征有更好的认知，那么未来的货币或者通证将更多偏向于信用而非实际拥有的资产来进行抵押。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历史趋势之下，本质的规律依然是自我肯定需求，每人都会高估自己的贡献，高估自己的重要性，而且希望得到更多回报，那么还是会导致信用膨胀，如果过度膨胀还是会导致崩溃。因为人们的预期会不停增长，但实际的财富不会增长那么快，泡沫总有一天会破掉。

这就推导出未来货币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必然需要有一定的通胀。比如工资幻觉，增加工资很容易，但是减薪就很难，而且对被减薪的人来说伤害很大，所以公司要保持一定的幻觉，让员工觉得工资在涨，满足自我肯定需求，但实际上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抵消一部分。

未来货币的第二个重点特征是需要财富流向底层的机制。因为有自我肯定需求，人们会趋利避害，财富一定是向少数人流动。那么货币当局就要让财富有返回到底层的机制，不然向上流动太快，就更容易崩溃。比如说西方的个人申请破产、食物券，中国的二次分配或者转移支付，这些都是财富向底层流动的补偿方式。好的制度体系要尽可能抑制资本的冲动，让社会动力有序并缓慢地释放。

未来货币的第三个特点应该是多币种，而且是一个廉价货币时代。现在的趋势是，日本曾经是低利率负利率很长时间，现在欧洲已经负利率，而且美国也是朝那个方向走。为什么要强调多币种？假如说都在同一个价值尺度上，是比较难以满足所有人的自我肯定需求的。社会提供诸多价值体系，每个人才可能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价值体系，在该价值体系里有上升的空间。比如说有人炒鞋，不一定很理性，但体现了收藏和兴趣，比银行里的一串数字更能满足自我肯定需求。人们的认知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而且随着AI技术的进步，这一点显得更加清楚。未来我们是要不同币种来反映不同的价值体系。目前我们也能看到新的币种，比如在美国，用食物券可以到超市去买食物或日用品，但是不能拿去投资或者购买奢侈品之类，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币种。比如目前中国有定向降准、产业政策的倾斜等等，未来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币种来实现。

有赞助的通证

在现代金融体系里，通证或者说数字凭证可以定位为在小范围内、快速达成共识的工具。主权货币是整个国家的共识凝聚所在，拿法币能买到这个国家里的任何商品，这就是一个广泛的共识。股票则是对公司的价值的一个共识凝聚所在，但是并不是说发行货币或股票，就一定能成为共识。对于某些国家而言，虽然发行了货币，但是无法形成共识，法币会贬值很快。再比如新三板，虽然发行了股票，但因其缺乏流动性，实际上是几乎没有共识。现在区块链的数字货币很多都是破发，即虽然发行了数字货币，但是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共识。

数字凭证或Token应该先在小范围达成有效共识，然后再逐步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共识。

保险销售员承担了教育客户的具体工作，根据每一位用户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认知升级。保险公司可以根据销售员的业绩发放销售奖励Token，销售员的收益不仅来自于其所获的一笔保险销售的提成，而是同时随着所有销售员为公司贡献的积累增长。而公司规模扩张，保险公司的价值也将体现在整个公司的成长上，故拥有Token的销售员就还可以享受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

这一措施看似简单，却能极大地改善销售环节，对员工产生正向激励，相比没有这一机制的公司来说，提供Token的保险公司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员工，从而继续刺激公司的成长。另外，保险产品的设计也可以引入Token激励。设计奖励Token和销售奖励Token具有不同的时间属性，比用传统的股票、期权激励更为精准合理。

利用Token在小范围内（公司、行业）快速达成共识，整个过程对全体用户清晰可见，而数据防篡改、可追溯，又提供了可信的存证依据，因此，这样的开放性机制有利于公司或行业吸引更多的人才，汲取更多外部资源，从而实现更多价值。

如果把Token都放到交易所，即在不同Token之间建立价格的联系，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共识，而人类的未来正是需要这样的共识。之所以用产品设计和销售来举例，是因为这类工作的完成度取决于主观能力的程度很高，优秀销售人员，比如李佳琦、薇娅等超强带货能力的主播，他们的销售额可以超出旁人百倍甚至千倍。

但这些优势在进程中是很难一开始就量化清楚的，我们只能放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让大家竞争然后来达成某种共识。我们对很多事物的认知还在早期阶段，对应的通证价格波动就会非常剧烈，特别是对有高度创造性的事物认知还很不充分，就一定要在小范围内发Token来达成共识（虽然这个共识也可能还是错的、不是很准确的），未来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更多的是要对这些内容来定价，让它变得相对精准。

区块链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达成共识的方式。一开始更多的是技术上怎么达成形成共识，但慢慢就体现在社区的共识上，这是未来一个必然的方向。做社区同样不能做大而全，期望达成共识的目标不能太大，而是要在小议题上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会带来价值的改变，价值的这种转移才是值得鼓励的。在社区里，凝聚一群真心认同该通证价值的人，让大家在价值体系内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延伸“自我”，满足自我肯定需求。

即使数字货币对法币构成挑战，我们也应该积极应对，而不是将通证（Token）悉数拒之门外。未来通证发行可能带来的一种巨大创新在于发行有赞助的通证（Initial Token Offerings, ITO），并可以借此治理社区、实施链改等等。赞助方提供资源作为储备金，针对性地发行有底价的通证，就能够对自己希望攻关的关键产品或关键技术进行资源的引导，吸引人才队伍参与关键问题的研发，也可能吸引更多感兴趣的投资者入场支持，甚至能帮助赞助方内部提升创新能力，提供新的融资渠道。

这类通证的定价方式可以是一种竞合竞价与主导价格相结合的复合定价方式。赞助方须承担重要角色，赞助方不仅需要抵押资产作为储备金，而且为确保用户的买卖需求都能被满足，当用户的买卖单不足以完全撮合时，赞助方需要与用户进行交易。在一般范围内，由参与流通的各节点通过集合竞价方式确定通证最新价格，以及在该集合竞价周期内每一笔交易的成交价格。在一定条件下，赞助方有权进行主导价格作为下一轮集合竞价的起点价格，主导价格的幅度或自由度也可以事先写约定，最后根据不可更改的有效下单记录，确认每一笔交易。

主导定价（commanding pricing method）的方式并不罕见，比如联系汇率和SOFR（担保隔夜融资利率）都是主导定价机制，这些实践和提案可以看作是有官方背书和赞助的发行。根据共识价值论，价值源于共识，不论具体实施定价方式如何，最终要产生价值需要依靠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对价格达成共识。

总结

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我们可以听见很多不同的声音，未来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形势没有部分言论渲染得那么紧张。两年前贸易战伊始，中国看似身处劣势难逃败局，但事实并非如此，贸易战就好像拳击比赛，双方有各自出拳的节奏，中国在“挨打”的阶段只要保证自己不被打倒，能够坚持下来，最后就能胜利。现在对比两年前，对中国而言虽然来自美国的压力更大，但局势更容易应对。这两年来，中国对美贸易依赖性进一步减弱，自身的技术独立性进一步增强。

多数人低估了中国在近现代对世界的作用，也很可能继续低估中国未来在世界中的作用。中国在快速发展、建立自信的过程中，出现嘈杂的舆论、过分的行为都有可能，强国都经历了类似过程发展而来。关键在于年轻一代要建立自信、达成共识，为未来做好准备，发展科技并强化内生动力，拥抱未来、引领未来。中国更容易实现未来的引领作用，就在于西方国家会沉浸在已经经历过的辉煌中，低估未来可能的变化。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一直在走下坡路，也一直在怀疑自己，被世界列强群起而攻之，但即便如此，中国依然没有被真正殖民过，仅凭这一点就非常了不起，对比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要么已经消亡，要么曾经被完全殖民（例如印度），中国虽然割地赔款，又有八国联军和日本的侵略，但中央政府一直存续，文明的主体性没有被扑灭。

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从专利数量、诺奖数量、军事投入等维度来评估并不准确。比如日本平均每年被授予一个诺贝尔奖，中国远远比不上，但诺奖是一个滞后的指标，得奖者几乎是二战后婴儿潮那批人。美国本土的年轻人并没有那么活跃，比如现在很多科技精英都是第一代移民，很多大企业掌门人是印度裔，而且在美国政坛上抛头露面的也大多是年长者，年轻人很少见。军事开支巨大也不能代表强盛。比如战争中，富国往往是亏本的，原因在于富国的成本远远高于穷国，美国攻打阿富汗就是一个例子，花费的武器、训练士兵的成本远高于阿富汗但收益极其有限。中国历史上宋朝与游牧民族、清朝与日本也是如此，富国如果打赢了依然是流水似地花钱，输了还要被抢掠，进退皆失。因为自我肯定需求的驱动，一个文明的上行或下行都是难以阻挡的。中国人承载了千百年的历史，经历了一次次改朝换代，我们强调集体主义就是有这样的历史原因。在上升时期，一个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但到了衰退期，必需要集体一起承受痛苦，中华文明虽然历经跌宕，依然会复兴再起。

今天，中国GDP已经达到美国2/3，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规则计算，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但是，只要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超越美国，中国就有发展空间。放眼全球中国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国运正处在上升阶段：其一，新中国处在崩溃后的再出发的阶段，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分配；其二，中国享有贸易顺差的优势，也是外部获取的方式之一；其三，中国有学习的对象和优秀的学习能力，即使被批评是“山寨”别人的先进技术，在很多领域依然能快速学习形成自己的技术。这些优势条件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将“逢山开路，逢水搭桥”，遇到的挫折也不会被击垮。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会发生与中国“脱钩”或者西方“围殴”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具有相对最全面的工业体系，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

中国虽然不会主动脱钩，但如果被脱钩了也不要过于担忧。美国较早曾经有过门罗主义，英国早期也有过光荣孤立，只照顾和自己最近的相关方利益，而不过多掺和其它事务。中国需要参考借鉴这些经验，但西方的扩张路线未必适合中国。疫情导致的生产放缓可能为优化中国的产业布局提供了机会，比如内地省市按照产业聚集和供应链优化的原则承接沿海制造业，释放沿海的技术创新活力。

本文来源：区块链收音机
原文标题：蔡恒进：论数字货币与世界财富、科技中心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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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区块链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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