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清算银行分析报告：央行数字货币崛起：驱动因素、方法和技术（上）

国际清算银行工作文件

第880号

央行数字货币崛起：驱动因素、方法和技术

作者：拉斐尔·奥尔（Raphael Auer）、朱利奥·科内利（Giulio Cornelli）和乔恩·弗罗斯特（Jon Frost）

货币经济部

2020年8月

JEL分类：E58，G21。

关键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

国际清算银行的工作文件是由国际清算银行货币和经济部的成员撰写，并由其他经济学家不定时撰写，并由该银行出版。这些论文都是关于热门话题的，技术性很强。其中表达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是国际清算银行的观点。

本出版物可在国际清算银行网站上查阅(www.bis.org).

?国际清算银行2020。版权所有。只要注明出处，可复制或翻译简要节选。

央行数字货币崛起：驱动因素、方法和技术?

拉斐尔·奥尔（Raphael Auer）、朱利奥·科内利（Giulio Cornelli）和乔恩·弗罗斯特（Jon Frost）?

摘要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发行的动机因国家而异，政策方法和技术设计也不同。我们调查CBDC发展的经济和体制驱动因素，并评估设计工作。我们依靠中央银行的讲话和技术报告，建立了一个关于发行技术方法和政策立场的综合数据库。大多数项目位于具有创新能力的数字化经济体中。在非正规经济规模较大的地区，零售CBDC的工作更加先进。接下来，我们将评估技术设计选项。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正在考虑零售CBDC架构，其中CBDC是对中央银行的直接现金类债权，但私营企业负责处理所有面向客户的活动。最后，我们深入描述了中国、瑞典和加拿大央行的三种不同的CBDC方法。

关键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电子货币，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 JEL分类：E58，G21。

这里所表达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国际清算银行的观点。我们感谢大卫·阿彻、道格拉斯·阿纳、科德鲁塔·波尔、曹海伟、斯蒂恩·克莱森、卡尔·安德烈亚斯·克劳森、塞巴斯蒂安·多尔、乌马尔·法鲁基、莱昂纳多·甘巴科塔、菲利普·海恩、亨利·霍尔登、马丁·胡德、琳达·詹、泰金公园、马特奥·皮科罗、马丁·萨默、塔拉·赖斯、安伯·沃兹沃斯、惠里姆·约奥、努兰·优素福、德克·泽茨切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研究会议、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技术工作组会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金融和数字化专家组会议的与会者。我们感谢穆长春、柳媛、斯科特·亨德利、弗朗西斯科·里瓦德内拉、迪内什·沙阿、加布里埃拉·吉博尔、马丁·约翰逊和斯蒂格·约翰逊就中国人民银行、加拿大银行和瑞典央行的CBDC方法进行了对话。

国际清算银行（BIS），?剑桥替代金融中心（CCAF）。

1.介绍

几个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支付技术来满足社会需求。硬币、钞票、支票和信用卡都是各自时代的创新（Giannini（2011））。如今，关于一种新的支付技术的讨论越来越多：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作为中央银行的数字负债，批发型CBDC可能成为金融机构之间结算的新工具，而零售（或通用）型CBDC则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中央银行负债。1

尽管CBDC的概念是几十年前提出的（即Tobin（1987）），但在过去一年中，有关央行是否应发行CBDC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最初，中央银行关注的是需要谨慎行事的系统性影响（巴伦蒂尼和霍尔顿Barontini and Holden（2019））。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一些国家现金使用量减少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中央银行开始发行CBDC。2引爆点是脸书Libra的宣布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部门的回应。截至2019年末，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央银行报告说，它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发行CBDC（Boar等人（2020））。同样，在中期（一到六年）内可能发行零售CBDC的中央银行所占比例（按数量计）在2019年翻了一番，达到20％。同时，接受调查的中央银行中有80％从事CBDC的研究、实验或开发。3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社会疏远措施期间，公众担心现金可能传播冠状病毒，而新的政府对个人支付计划进一步加快了向数字支付的转变，并可能进一步推动CBDC（参见Auer等人（2020b））。

因此，CBDC引起了全球关注，并在央行交流和公众广泛搜索兴趣及占重要地位（图1）。尽管如此，还没有哪个主要司法管辖区决定发行零售CBDC，仍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有关CBDC的越来越多的文献中，讨论集中在几个基本方面。一是央行应如何创造货币以及在这种情况下CBDC是否可取（Keister和Sanches（2019），Jackson和Pennacchi（2019），Kim和Kang（2019），Armelius等人（2020a））。另一个是CBDC的系统性含义以及如何应对（Brunnermeier和Niepelt（2019），Fernández-Villaverde等人（2020），Kwon等人（2020），Carletti等人（2020））。还有关于政策设计框架的工作（Davoodalhosseini和Rivadeneyra（2020），Agur等人（2019），Allen等人（2020）），其对跨境支付的影响（Milkau（2019）），对货币国际作用的影响（Ferrari等人（2020）及其发行的法律问题（Hess（2020），Duque（2020），Nabilou（2020），Belke和Beretta（2019））。

图1 CBDC：下一个炒作还是支付的未来？

关于CBDC的演讲和报告的时间安排1

演讲数

随时间变化谷歌搜索兴趣2

按年度搜索兴趣，索引

1对以下任何单词/短语进行不区分大小写的搜索得到的央行行长发言计数的12个月移动总和：CBDC、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和电子货币。2全球搜索兴趣的12周移动平均值。数据已被标准化为每一系列的12周移动平均峰值。使用搜索词“ Bitcoin”和“ Facebook Libra”以及主题“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进行搜索。数据访问时间2020年7月16日。

来源：中央银行发言、中央银行网站、Google趋势、作者的计算。

最后，零售CBDC技术及其与私营企业提案的关系受到激烈争议（参见Auer和B?hme（2020）、Klein等人（2020）、Clark和Mihailov（2019）、Brunnermeier等人（2019）和Vives（ 2019））。批发CBDC的争议要少得多（参见Bech等人（2020）和Pfister（2020））。

在研究和政策领域（BIS（2020））的激烈讨论以及早期的开发努力中，本研究分析了CBDC项目的经济和制度驱动因素，从而阐明了最终动机。下一步是了解各个项目的政策方法和技术设计，并寻求各国之间的共性和差异。

本文旨在回答的问题是：发行CBDC的经济和制度驱动因素是什么？中央银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寻找什么技术解决方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根据央行研究与开发（R＆D）项目开发了一种新颖的CBDC项目指数。然后，我们将对正在研究和试点CBDC的国家的共同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更高的手机使用率（衡量一个国家总体数字化程度的指标）和更高的创新能力与一个国家目前正在研究或开发CBDC的概率呈正相关。在非正规经济规模较大的地区，零售CBDC的可能性更高，而在金融发展较高的经济体中，批发CBDC的地位更高。

接下来，根据Auer和B?hme（2020）的分类，我们来看CBDC技术设计的四个特征。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正在考虑“混合”或“中介”架构，在这些架构中，CBDC是对中央银行的现金直接债权，但私营企业负责管理面向客户的活动。只有少数几个辖区正在考虑设计，在这些设计中，中央银行在面向客户的支付方面起着重要的运营角色。中央银行的报告均不支持对中央银行具有间接债权的设计（称为“间接”或“综合” CBDC架构）。

尽管许多中央银行正在同时考虑多种技术选择，但是当前的概念证明往往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DLT），而不是传统的技术基础设施。但是，访问框架倾向于基于账户标识，而不是允许基于代币的完全匿名访问。大多数CBDC项目都以国内为重点。我们研究了这些CBDC的特征如何相互匹配，以及它们独特的经济结构和人口偏好。

最后，我们发现，每个管辖区的情况也与研究和开发CBDC所采取的政策方法有关。根据公开报告和与各中央银行专家的深入访谈，我们描述了三种先进的方法：中国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瑞典电子克朗和加拿大银行的CBDC应急计划。这些项目都是根据各自的国情量身定制的，但其他司法管辖区也有一些经验教训。

本文的其余部分如下。第2节介绍了CBDC当前的研发工作。第3节对CBDC项目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4节讨论政策方法和技术设计。它总结了CBDC项目的四个特征，并将它们与经济指标相关联。第5节讨论了三个选定的项目。第6节总结了政策含义和未来研究的途径。附件A中描述了数据收集过程。附件B以表格形式概述了CBDC项目。有一个单独的在线附件和进一步的实证结果。

2.评估CBDC的研发工作

数年来，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一直在研究数字货币的概念和设计。早在2014年，厄瓜多尔中央银行就启动了一个名为“Dinerol ectrónico”（电子货币）的项目，该项目允许个人通过中央银行运营的系统进行移动支付（Valencia（2015））。然而，该系统未能吸引大量用户，并于2016年终止（White（2018））。

同时，随着比特币和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的日益普及，许多中央银行已启动内部项目，以更好地了解DLT及其在货币中的潜在应用。在荷兰，荷兰银行（DNB，“De Nederlandsche Bank”，荷兰国家银行）于2015年开始使用基于DLT的硬币称为Dukaton（DNB（2018））进行内部实验。它以dukaat（杜卡特）的名字命名，dukaat是16世纪荷兰脱离西班牙独立时使用的一种金币。英格兰银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加拿大银行等在这段时间进行了类似的内部实验。他们普遍得出结论，DLT尚未成熟到足以在主要中央银行支付系统中使用的程度（见英格兰银行（2017））。2016年3月，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对CBDC的广泛影响进行了思考（Broadbent，2016年），这是随后的许多政策制定者发表的第一篇演讲，这些演讲都与CBDC及其对中央银行和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讨论。4

从2016年起，许多中央银行基于特定目的启动了有关数字货币的研究项目。加拿大银行于2016年初启动了贾斯珀计划（以艾伯塔省贾斯珀国家公园命名），并于次年发布了有关该工作的第一份报告（加拿大银行（2017））。5该项目最初侧重于DLT，用于高额跨行支付结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于2016年11月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MAS（2016））上推出了自己的项目Ubin（以乌敏岛（Pulau Ubin）命名）。也侧重于同业支付，特别是新加坡元在DLT上的代币形式。6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于2017年1月推出了LionRock项目（以香港的一座山命名）。欧洲中央银行银行（ECB）和日本银行于2017年启动了Stella项目是第一个跨行合作的案例，该项目专注于跨境支付（ECB-BoJ（2017））。7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货币当局，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泰国也宣布了关于批发CBDC的跨境工作（SAMA-UAECB（2019）; BoT-HKMA（2020））。8

首次公开宣布的零售CBDC工作是由瑞典央行（Sveriges Riksbank（2017））进行的。在瑞典，近年来现金使用量一直在下降，瑞典央行已开始就向公众提供中央银行支付工具的问题进行社会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电子克朗”项目得到了进一步发展。2020年2月，瑞典央行宣布将与埃森哲进行一个试点项目，旨在为电子克朗制定技术解决方案（Sveriges Riksbank（2020）；请参阅第4节）。虽然宣布稍晚，但目前最先进的CBDC项目可能是中国人民银行（PBC）的项目。被称为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的CBDC目前正在中国四个城市进行试点（请参见第4节）。 DC/EP将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现金类负债，通过基于账户的接口向公众以及中国的外国游客开放。

同时，加拿大银行宣布目前尚无零售CBDC的案例，但是正在就零售CBDC进行应急计划，以防现金使用突然下降或私人数字货币被广泛采用的情况（见第4节）。东加勒比海中央银行（ECCB）已启动名为DXCD（ECCB（2019））的试点，巴哈马中央银行已启动了名为Sand Dollar（CBB（2019））的试点。图2给出了这些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时间表。

图2：自2016年以来，CBDC项目激增

来源：中央银行发言、中央银行网站。

截至2020年7月中，至少有36家中央银行发布了零售或批发的CBDC工作（图3）。至少三个国家（厄瓜多尔、乌克兰和乌拉圭）完成了零售CBDC试点。六个零售CBDC试点项目正在进行中：在巴哈马、柬埔寨（Bomakara（2019））、中国、东加勒比货币联盟，自2018年底以来关于CBDC的发言变得更加积极

图3：CBDC项目状态

BS =巴哈马；ECCB =东加勒比中央银行；HK =香港特别行政区；SG =新加坡。

使用此地图并不构成，也不应解释为国际清算银行对任何领土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主权、国际边界和/或任何领土、城市或地区的名称和名称的立场的表达。

资料来源：中央银行网站。

图4：发言次数

搜索关键字“ CBDC”，“digital currency”和“digital money”。分类基于作者的判断。如果发言立场明显为负面，或者如果明确表示当前没有具体计划发行数字货币，则该分数取值为–1。如果发言立场显然是积极的，或者启动了一个项目/试点或正在进行中，则采用+1的值。其他发言（未表明立场）则被归类为中立。

来源：centralbanking.com、中央银行发言、中央银行网站、作者的计算。

韩国（韩国银行（2020）和瑞典）。9同时，有18家中央银行发表了关于零售CBDC的研究报告（例如Harahap等（2017），布尔戈斯和巴达维亚（2018）、基谢列夫（2019）和日本银行（例如2020）），另外13个宣布了对批发CBDC的研究或开发工作。

同时，越来越多的央行行长和董事会成员就CBDC进行了公开发言。在2017年和2018年，其中许多人持否定或轻视态度，尤其是对于零售CBDC。自2018年末以来，在零售和批发CBDC发言中受到正面评价的人数有所增加，事实上，现在持持积极态度多于持消极态度的发言（图4）。

进行此类工作的动机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有所不同。Boar等人（2020）根据2019年下半年国际清算银行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对中央银行的调查显示，在发达经济体（AEs）中，中央银行正在研究CBDC，以促进安全性和稳健性，或者国内支付效率（图5）。财务稳定性问题也可能是研发工作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EME）中，金融包容性是一个重要动机。

发行CBDC的动机

图5：平均重要性

通用（零售）CBDC

批发CBDC

1=不太重要；2=有点重要；3=重要；和4=非常重要

来源：CPMI对中央银行的调查；Boar 等人（2020）。

最近，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会加快某些辖区内CBDC的工作。例如，在美国，国会早期版本的财政刺激法案包括提及“数字美元”，作为快速执行政府对个人支付的一种手段，以替代信贷转移和缓慢而昂贵的支票（布雷特（2020））。同时，美联储继续进行有关零售CBDC的持续研究（Brainard（2020a，b））。在荷兰，中央银行强调，这种病毒大流行强调私人资金备份的必要性（DNB（2020））。在中国，针对新的CBDC的试点测试正与逐步取消病毒大流行相关的交通限制相吻合。在瑞典，即使在央行采取危机管理措施的情况下，电子克朗项目的测试仍在继续。

应该注意的是，零售支付行为表现出极大的惯性。例如，Brown等人（2020年）发现，更方便的支付方法的外生引入只会导致支付中现金份额的适度平均减少。 Arifovic等人（2017）用实验证据证明了费用如何影响买卖双方的行为，并最终影响了新支付方式的采用。但是，当行为发生变化时，它们通常会持续这样做。同样，由冠状病毒危机引起的支付行为的改变，例如更多地使用数字支付，可能会在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3.CBDC发展的跨国驱动力

最近，全球的一些发展——包括商业数字化、私人数字货币的兴起以及人们对现金可能传播冠状病毒的担忧——推动了对CBDC的兴趣增加。但是，发行的经济和制度动机因国家而异。

在本节中，我们试图基于经济和制度驱动因素来解释CBDC研究与开发的跨国领域。我们想使用横截面回归法（cross-section regulations）找出一些国家央行为何比其他国家更多地选择启动或加强CBDC的共同点。这也将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如何设计CBDC项目。

因此，我们建立了CBDC项目指数，并试图解释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

3.1一个新颖的CBDC数据库

我们首先生成一个新颖的全球指数，用以衡量央行在零售或批发CBDC方面的进展：CBDC项目指数（CBDCPI）。该指数记录了中央银行在CBDC项目上公开宣布的工作。当没有公布项目时，这个值等于0；如果是公共研究，则等于1；如果正在进行或已完成试验，则等于2；如果是实时CBDC，则等于3（到目前为止）。 我们为零售和批发CBDC项目分别构建一个子指数，并且总指数等于两个子指数的最大值。这些信息是通过桌面研究（desk research）并在几个中央银行联系人的帮助下完成的。10

我们分别计算了两个不同的指标：

?中央银行的发言评分，反映中央银行管理层在发言中对CBDC的讨论，包括立场（正面或负面）。如果作者判断该发言立场显然是负面的，或者明确表示目前尚无发行CBDC的具体计划的情况下，则将其设置为–1。中立时，取值为0。最后，如果发言立场显然是积极的，或者CBDC项目/试点已经启动或正在筹备中，则取值为+1。对于每个国家/地区，总分都是各个发言立场的简单平均值。

?搜索兴趣指数，每个国家对“CBDC”和相关术语的对应于谷歌趋势或（中国）百度搜索兴趣指数。11该分数等于该关键字在各个国家/地区的搜索强度的简单平均值。在2013年1月至2020年4月期间。该得分既反映了市民对建立CBDC的兴趣，也反映了公众对引入CBDC的计划的了解程度。

对于上述每个指标，我们将国家级缺失的观测值替换为零。这种选择与缺少项目（研究或试点）、对CBDC的发展持中立立场（发言评分）或缺乏公众兴趣（由搜索强度评分所反映）相一致。

这些指标（随本文提供）可帮助评估特定国家/地区有关CBDC的项目工作，并将其与中央银行的沟通和公众利益进行比较。CBDC项目指数以及发言和搜索兴趣分数在横截面中都显示出很大的差异。当然，这三个变量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经常使用发言来广播项目工作，而如果央行已经告知他们正在进行一个项目，公众的搜索兴趣可能会更高（请参阅表1中的成对相关性）。

表1：成对相关性

***表示在1％水平上的重要性。

1.如果没有关于零售或批发的CBDC的已知工作，则项目立场等于0；如果是研究成果，则为1；对于活跃或已完成的零售或批发CBDC试点，项目立场等于2。 2.搜索关键字“CBDC”、“digital currency”和“digital money”。分类基于作者的判断。如果发言立场明显为负面，或者如果明确表示当前没有具体计划发行数字货币，则该分数取值为–1。如果发言立场显然是积极的，或者启动了一个项目/试点或正在进行中，则采用+1的值。其他发言（未明确立场）被归类为中立。 正常化和并以5％的水平进行平尾。

3.数据已正常化。

来源：百度、中央银行网站、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的发言、谷歌趋势、作者的计算。

这些措施一定有一些警告。例如，许多中央银行尚未公开发布有关其正在进行的CBDC项目的报告。一些中央银行（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有相当先进的项目，但对其计划的发言相对较少。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中，谷歌（或百度）并未广泛用于互联网搜索。尽管如此，该指数仍可以作为一个可比较的标准，用以评估各国之间以及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此外，这可以对各国央行通过官方调查做出的匿名回应提供有效补充。在下一节中，我们尝试解释CBDC项目指数中的跨国多样性。

3.2检查CBDC项目的跨国驱动因素

在本节中，我们将研究CBDC项目指数的驱动因素。为了补充中央银行的调查和官方动机，我们研究“揭示的政策偏好”，即与中央银行在整体、零售或批发CBDC上的实际工作相关的经济和体制因素。我们的横截面估计使用有序概率法（McKelvey和Zavoina（1975）），形式为：

其中Prob(????BDCPI???? = 0,1,2,3|????????) 是辖区中CBDC项目指数（整体、零售或批发项目）的概率等于0（无项目）、1（研究）、2（试点）或3（实时CBDC），F（）是函数 Xi是有序概率的一种形式，Xi是潜在驱动力向量的一个或多个变量，????和????是估计系数，而εi是误差项。

CBDC发展的某些潜在驱动力可能与影响一个国家开发和部署CBDC的技术能力的因素有关。重点关注可用于各个国家/地区的可靠来源的指标，我们在分析中包括以下指标：

-数字基础设施：拥有更多移动电话使用量（每百人的移动电话用户数）或互联网使用量（每百人固定电话宽带用户数）的司法管辖区可能拥有更发达的基础设施，供中央银行开发CBDC。两者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创新能力：总体上具有较高创新评分的辖区，以及因此有能力和研发潜力支持中央银行设计新的CBDC生态系统的国家，更有可能出现CBDC。数据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全球创新指数，该指数汇总了政治环境、教育、基础设施和商业成熟度方面的措施（WIPO（2018））。为了了解中央银行本身的创新能力，我们为已经建立或计划建立零售快捷支付系统（FPS）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虚拟模型。有关数据来自Bech和Boar（2019）。

-机构质量：具有较高政府效率的司法管辖区可能更有可能启动CBDC项目。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相反，在具有较大的非正规（“影子”）经济的辖区中的中央银行可能对创建交易数据跟踪并因此促进使用数字货币的兴趣更大。非正规经济规模的估算来自麦地那（Medina）和施耐德（Schneider）（2019）。

另一方面，各国对CBDC的需求可能有所不同。为了说明这些因素，我们包括以下指标：

-发展和金融包容性：按人均GDP衡量，较为发达的国家可能对新的数字支付方式有更高的需求。同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交易账户访问权限较低的司法管辖区可能会看到对零售CBDC作为金融普惠政策的更大需求。数据来自世界银行Findex。12同时，金融发展较快的司法管辖区可能对批发结算的创新解决方案有更高的要求。数据可从Svirydzenka（2016）获得。

-公众对CBDC的兴趣：在公众对CBDC和相关主题进行更多互联网搜索的情况下，这可能表明他们对CBDC的总体主题更加了解，或者表明他们自己国内中央银行在该领域的计划。不管怎样，一个积极的联系是可以预期的。如上所述，数据来自谷歌和百度。

-跨境交易：虽然大多数CBDC服务于国内目的，但人们可以预期，在国际一体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体中，尤其是面向国际的跨境交易（例如跨境银行间结算或移民汇款项目）可能更大。贸易开放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可以代表对新的商品和服务支付方式的跨境需求。汇款流量（流入和流出除以GDP）衡量了移民汇款的经济重要性。同样，这两个系列均来自世界银行。

表2：描述性统计1

1.对于所有自变量，根据数据可用性，2013–19年期间的平均值。2.Svirydzenka（2016）。3.数据已正常化。4.流入和流出的总和。5.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国内生产总值。2018年数据。6.2014年数据。 对于EA，可提供最新观察结果（2010年）。 7.正常化并以5％的水平进行平尾。

来源：Bech等人（2020）；麦地那和施耐德（2019）; Svirydzenka（2016）; WIPO（2018）; 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世界银行，全球汇款价格，remittanceprices.worldbank.org；世界银行; 百度; 中央银行网站；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的发言；数据流; 谷歌趋势；作者的计算。

表2给出了我们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对于我们的CBDCPI，我们有175个观测值。这包括作为货币联盟一部分的多个司法管辖区。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仅在辖区拥有一个理论上可以发展CBDC的中央银行的情况下才算在内。没有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联盟被视为一个观察结果，所有独立变量均根据2018年GDP加权平均计算得出。13移动手机用户数的范围为每100人13个（朝鲜）至321（澳门），人均GDP范围为 281美元（布隆迪）至110343美元（卢森堡）。对于某些关键变量（例如，创新产出得分、非正规经济估计值、账户所有权和汇款），覆盖率较低，但通常仍远高于100个辖区。

表3显示了我们的单变量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确认CBDC项目指数与更高的移动和互联网使用量、更高的创新能力、现有的或计划的快速信息包转换（FPS）以及更高的政府效率密切相关。在对CBDC搜寻兴趣较高的辖区中，该比率也较高。这些单变量估计与我们的预期有些不符，与非正规经济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正如我们将在下面使用多元方法看到的那样，这与该变量与移动设备使用以及其他正相关协变量的相关性有关。此外，当涉及到可能影响到CBDC需求的那些因素时，我们发现CBDC项目在人均GDP、金融发展和搜寻兴趣较高的地方更为先进。较高的账户所有权与更高级的CBDC项目工作相关，而汇款则呈负相关。作为简单的鲁棒性检查，我们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了相同的分析。结果（可在在线附件中找到）基本一致。同样，分别针对零售和批发指数的单变量结果非常相似。

当然，由于许多回归变量是共线的，因此必须非常小心地解释这些简单的回归系数（参见在线附件）。更发达的经济体往往会更数字化、更具创新性，并具有更有效的政府和较小的非正规经济为特征。此外，由于某些指标的样本量更加有限，因此无法同时包含所有可能的回归因子，因此分离单个驱动因素变得复杂。

为了更好地控制多个国家的特征，表4显示了总体CBDC项目指数以及零售和批发CBDC的多元有序概率回归结果。在这里，我们确认，在更多地使用移动电话和更大的创新能力的地方，整个项目的概率更高。例如，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增加一个标准差，就意味着从无工作转向研究的概率提高55-63%，或者从研究到试点（假设所有自变量的平均水平）。14创新产出得分增加一个标准差，概率就高出55%。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移动使用和其他正相关的协变量，我们还发现与整个项目指标的非正规经济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我们没有发现与贸易开放性之间有显著联系。

表3：CBDC项目总体指数的单变量有序概率回归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表示结果达到1/5/10％的水平是显着的。

1.对于所有自变量，根据数据可用性，2013–19年期间的平均值。 2. Svirydzenka（2016）。3.数据已标准化。4.流入和流出的总和。5.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国内生产总值。2018年数据

来源：Bech等人（2020）; WIPO（2018）; 麦地那和施耐德（2019）; Svirydzenka（201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世界银行，全球汇款价格，remittanceprices.worldbank.org；世界银行、百度、中央银行的网站；Datastream; 谷歌趋势；作者的计算。

表4：CBDC项目指标的多元有序概率回归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 **/*表示结果达到1/5/10％的水平是显着的。未报告常数。

1.对于所有自变量，根据数据可用性，2013-2019年期间的平均值。 2.Svirydzenka（2016）。3.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国内生产总值。2018年数据

来源：麦地那（Medina）和施耐德（Schneider）（2019）; WIPO（20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世界银行、中央银行的网站；Datastream; 作者的计算。

零售CBDC在具有高创新能力的地区以及非正规经济较大的地区似乎也更加先进。 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非正规经济规模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就会使CBDC项目指数上移一个单位的可能性达到38-49％。如上所述，只有在控制其他因素时才能获得该结果，这可能与授权机构希望对交易进行数据追踪有关。

批发CBDC与金融发展呈正相关，这可能反映出此类项目对提高批发结算效率的关注。15在更为简约的规范中，与贸易开放度相关。由于许多批发项目都集中在跨境方面，因此此链接也很直观。

这些结果对于使用OLS（在线附件中）也很可靠。

1“通用”和“零售”可互换使用，是指个人和非金融公司可以使用的CBDC。有关概述和相关定义，请参阅CPMI和市场委员会（2018）。

2电子货币和关于中央银行在直接向人民提供电子货币方面的讨论都不是新鲜事（如，托宾（Tobin，1987））。 在CBDC的背景下，Broadbent（2016）、Liikanen（2016）、Mersch（2016）、Wilkins（2016）、Menon（2016）、Skingsley（2016）和Nakaso（2016）都是高层决策者的一员，他们早就主张应该认真对待这一想法。

3同样在私营企业，潜在的设计及其含义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见普华永道（2019）和世界经济论坛（2020）。

4.之前有许多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演讲。例如，2013年12月，毛里求斯中央银行行长在关于当地金融部门发展的演讲中讨论了数字货币（Bheeninck（2013））。 2015年，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在演讲中讨论了私人数字货币（Gandhi（2015））

5.此外，世界银行于2013年启动了有关电子货币和支付的正式研究议程。

6.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随后与银行合作研究跨境支付和结算方面的挑战，以及各种举措（包括批发CBDC）如何提供帮助。见加拿大MAS银行-英格兰汇丰银行（2018）。

7.Stella项目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欧盟（EU）和日本的国旗上都标有星星。欧盟有12个星，而日本国旗则是太阳——太阳系中的恒星。

8.泰国银行和香港金管局的项目名为Inthanon-LionRock，它是泰国最高的山（多伊安顿）和香港标志性的狮子石。SAMA-UAECB项目“ Aber”在阿拉伯语中表示十字路口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9.此外，马绍尔群岛目前使用美元作为法定货币，并且没有货币授权机构，因此启动了SOV项目，这是由私人开发商提出的一种数字货币。我们的数据库中不包括这个项目。请参阅IMF（2018）中的重要讨论。

10.项目清单与其他清单大致上是一致的，例如Kiff等人（2020）和大西洋理事会（2020）。我们仅考虑中央银行官方通讯，不考虑新闻报道。

11.对于中国，我们将百度指数用于关键字“央行数字货币”和“DC/EP”。百度指数数据直接衡量每日的搜索量。为了将其与谷歌趋势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将数据重新编制为峰值100。然后，我们将频率降低，取每月的最大值。最后，我们计算了2013年至今两个系列的简单平均值。详见附件A。

12.我们还研究了各种现金使用量度，例如小面额钞票对GDP的影响。 这些可从CPMI红皮书统计中获得，但不幸的是只有18个司法管辖区。

13.因此，考虑到欧洲央行的研究工作（项目得分为1），单独包括了19个欧元区成员国，加上对欧洲央行的额外观察。对于单个欧元区成员，CBDC项目指数的值是1或0，具体取决于国家中央银行的工作。另一方面，东加勒比海货币联盟（ECCU）的八个成员合计为一个观测值，而ECCB试点项目得分为2。实证结果对于从样本中剔除单个欧元区成员国非常有力。数据结构见附件A。

14.考虑到有序概率的非线性性质以及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简单的计算必定需要注意。有关对数，概率和其他非线性概率模型中解释问题的讨论，请参见Breen等人（2018）。

15.考虑到与金融发展高度相关（81％），不包括创新产出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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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灰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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