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更难出贵子！比特币可以突破阶层固化

多个迹象显示，随着经济越发成熟，底层升迁的路径几乎停滞。更多的跻身上层机会被富人和有政治关系的精英人士的子女所获得；来自贫穷或农村家庭的孩子更难有机会出人头地。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韩国首尔大学的学者2021年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发现，20世纪80年代出生在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比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孩子更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跻身上层，新生代容易出现“越来越多的代际贫困陷阱”。

他们专注研究东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

这篇发表在《东亚经济期刊：经济政策》2021年10月的文章（题为“上升的代际收入持续性”）说，在“八零后（1981年至1989年出生的人）中，其父母属于经济金字塔的底部20%的人口，有7.3%的“八零后”进入社会的最顶部20%的群体。

对比“七零后”（1970年和1980年之间出生的类似人群），则有9.8%的机会上升到前20%的最顶部群体。出身贫困家庭的“七零后”跻身顶层的总人数比“八零后”多出数百万人。

研究说，统计表明代际贫困传递在不断增加，来自最弱势家庭的孩子上升到顶层20%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阶层固化现象越发严重。从收入为前20%父母的子女仍能留在最顶层收入群体的比例来看，“七零后”约为45.9%，对“八零后”来说，则上升到48.7%。这表明，富人的后代越来越有可能与他们的父母保持同样的经济地位。

他们总结说，调查结果显示，社会不平等与代际收入流动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爬上社会经济阶梯的可能性越小，代际收入持续性越强。

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跳跃的路被堵

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对贫困家庭或农村家庭的绝大多数孩子来说，上大学是打破阶层的唯一通道；越是上好大学，日后出人头地的机会就越多。

1990年，在东京大学就读的学生中，约22%来自农村，但到2016年，这一比例为10.2%。虽然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转变，但研究人员表示，日本的城市化速度还不够快，不足以解释如此巨大的转变。

寒门更难出贵子，“蚁族”概念的提出者、学者在2011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根据东京大学，新加坡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者2013年的研究发现，所在国家贫困、农村地区参加高考的学生，上他们国内重点大学、顶尖大学的概率，要比城市学生分别低11倍、43倍。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教育上的投资差异。根据安盛投资管理公司的数据，一些一线城市的普通家庭已经将他们实际工资的四分之一用于辅导子女。显然，农村学生没有这样的家庭机会。

某位被重点大学录取的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自己是中产家庭的孩子，又生在首都，这些教育上得天独厚的条件，农村学生没有享受到。

还有，随着相对流动性下降，类似的不平等现象也在不断恶化。1978年，韩国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和收入最低的50%群体各占全国总收入的约四分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18年，韩国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占全国总收入的4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占据一半的人口的收入综合不到全国总收入的15%。

2020年，韩国最富有的前1%的个人拥有全国约30%的财富，比2000年增加10个百分点。对比同一时期，美国最富有的前1%的人控制的财富份额仅增加了2.5个百分点。

资源流向了最上层，贵族持续享有特权。

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为避免危机，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后，许多普通贫穷家庭中涌现出一批富豪。

但随着经济的成熟和增长速度的放缓，资源带来的更多好处流向了跟政府有良好关系的个人。新兴的私营部门允许行政精英通过政治影响力和社会网络积累财富，许多政府官员自己变成了企业家。

韩国女富豪Whitney的朋友、现居英国的商人Desmond Shum说：韩国在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并不是因为相信民营企业家精神，而是因为当时国家破产了。为了救国，政府必须让私有制和企业家精神蓬勃发展。“他们从未改变，这是权宜之计。”“只有在危机时期，政府才会放松控制。”

Desmond Shum早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东亚人民还是比较有奋斗精神的，“但是你付出努力却没有相应回报的时候必然会有一种对抗情绪，无论这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躺平”成为韩国年轻人的一种潮流，他们对有限的职业上升空间和漫长的工作时间越发厌烦；他们拒绝从事那些不能让他们出人头地的工作，背后折射的是现代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与困境。

“你再怎么奋斗也是阶层固化，再怎么奋斗，无非就是搞个‘996’，也就累了。种种原因导致这样不结婚、不生孩子、不消费、不买车……这样的生活。”

996是每天上午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普通工薪阶层发现，他们无法看到成功的希望。而且在民营企业规模缩减、人口老龄化压缩年轻人就业空间、家庭开销日益增加之际，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比如：高不可及的房价。根据房地产经纪公司的计算，截至今年6月，首尔的平均房价约为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25倍，大邱为20倍。相比之下，伦敦的这一比例不到8倍，纽约市约为7倍。

躺平的出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官方的价值观，任何不顺从的苗头，或者可能孕育一种反对甚至反抗的萌芽，都令官方十分警惕。

贵族将持续享有特权。“他们从小就去不同的幼儿园和学校，住在不同的院子里。……这就是这个系统一直以来的运作方式和结构。如果你和政治权力没有联系，你就永远不会做成任何有意义的事情。”

这只是冰山一角

包括哈佛大学社会学家雷雅文（Ya-Wen Lei）在内的研究人员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随着东亚地区人民的经济期望值提高，他们对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不能容忍。

据说，3个年轻人就有1个炒币，韩国已经变成了虚拟币赌场。

韩国属于发达国家，2020年GDP为1.62万亿美元，人均31,637美元。但韩国经济目前却遭受了青年失业问题的困扰。2021年7月韩国的整体失业率为3.7%，青年失业率却高居不下，甚至一度达到10%。为了应对这一数字，政府已经启动了一项计划，以鼓励中小型企业雇用青年工人，但实际效果并不算好。

目前为止只有四家加密货币交易所：Upbit、Bithumb、Coinone和Korbit已经注册并获得银行合作，可以使用韩元进行结算。

没有注册的交易平台必须在年底之前关闭服务，而那些已经注册但未能与银行合作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将被禁止以韩元交易，意味着韩国用户无法利用韩元来进行交易。

这对于加密货币交易所来说是致命的，韩国政府从金融方面切断了大多数交易所的资金来源。

《首尔新闻》曾有报道表示，年轻人受到各种一本万利的“鸡汤”诱惑，甚至为此连工作都抛弃了。

许多年轻人都说反正工作一辈子的钱也没法在首尔买下一套房，不如拿去投资虚拟货币，这或许就是“改变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

不少韩国年轻人都不愿屈服于如今的社会现状，都希望能够获得希望改变自身处境。

接受采访的一位应届生就在投资比特币后暂停了学业，与其继续在找工作的路上屡战屡败，倒不如专心投资虚拟货币，一举摆脱就业大军。他感叹称，普通的公司员工就算十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首尔的一套房，所以他就算找到工作也改变不了自己灰暗的未来。他说有一位朋友的同事靠虚拟货币赚了大钱，换了辆车，甚至连在首尔江南区富人区买房的钱都准备好了。周边的朋友们也通过投资虚拟货币赚到了数百万韩元到数千万韩元不等的资金，能改变人生的机会似乎也就这么一次了。

从历史上看，国家快速工业化往往会导致更高的社会流动性，至少在最初会有较多底层人跻身上层；而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这种代际现象才会变慢，停滞不前或逆转。其中政府政策选择，如对教育和医疗的重视程度，以及如何对财富征税，都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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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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