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时代下的金融监管：中国传统国学和量子物理学的启示

2019年12月11日，“清华五道口金融家大讲堂”邀请前香港证监会主席，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顾问，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沈联涛就“数字货币时代下的金融监管——中国传统国学和量子物理学的启示”话题发表演讲。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研究员、校友办主任、校友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金融评论》副主编张伟主持。

图为张伟主持

沈联涛在演讲中提到，21世纪中国跻身经济大国行列，在坚持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观的同时，需认识到“学国学，用国学”的重要性。现代大国经济稳步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同时也需要从全新的角度对金融的本质和金融监管的重要性进行再思考。

图为沈联涛现场分享

他认为，中国的国学是系统性的，非片面性的，博大精深。从国学的角度来看金融，国学大师南怀瑾谈中国金融时曾提到，金融货币的“货“是”化“加上宝贝的”贝“，“贝”是最早的货币，“化”代表演变、衍生，可见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衍生品；南怀瑾还提到“近代大国之争，也是科技、信息、金融之争：金融如兵法，“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以今天人民币和美元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中美两国的政治之争；从国学的角度看物理，我们发现现代物理学的热力学定律中提到“能量和物质保持不变”和“在开放系统中，变革总是在发生”，这与《周易》中的“不易”和“变易”的内涵阐述一致；从国学的角度看国家治理，“法”家的监管理念中即有对激励机制、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公平性等的阐述。

谈到数字化与科技创新的再思考，他表示，我们已经走进了量子学时代，1905年爱因斯坦第一次用相对论解释物理，突破了牛顿古典物理学的概念。随后量子学的理论的创建最大的突破有两点，一是系统性的概念，二是不确定性的概念。而这也是《易经》的主要观点，中国国学自古就有“穷则变，变则通”，“道可道，非常道“。在知识经济中，由于市场往往不能满足一些基本需要，如良好的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社会保障，因此政府须对研发提供必要支持，包括法律制度的支持，可见政府是知识经济的关键参与者。量子社会科学认为，决策过程类似于量子系统的波函数崩溃，其中系统包含了决策者的思想和他们所处的环境。经济是非线性的，纠缠的，具有根本不确定性的。量子理论非常适合被用于解释货币创造、贷款与其他合同导致的“纠缠（entanglement）”以及信用违约等问题——所有这些都是2007/8年危机的核心，但在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却找不到。信息是有价值产权，没有信息就没有市场。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市场，有技术，有生态系统，政府的参与是关键。在信息数字的时代，发展就是创新，新技术的发展是大国之争的有利工具，政策制定者需转变思维方式，避免思维盲点。

关于有效监管数字金融方面，他认为，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人为本、风险为本和加强公司治理结构。金融机构的任务是KYC（Know your customer），监管者的任务是KYB（Know your business），同时还都需要KM（Know me），知己知彼，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如今数字化已经在客户服务及保护关心方面开始应用，“买者自负”原则是避免道德风险的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卖者的金融机构没有责任，后者的责任是：客户合适、保护客户隐私、客户知情权、有补偿机制、有可供出售和选择的产品。因此金融科技（Fintech) 需要监管科技（RegTech)，金融科技越广泛，有效的监管科技越重要。同时，所有市场均存在信息不对称，对市场的监管应包括对人的教育，即新科技的思维和知识的完善。监管要在收益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选择适合的改革时机。

沈联涛表示，数字经济已经颠覆性地改变了金融业的商业模式，监管机构也需要更新其监管工具，必须有清楚的公司治理目标、基准和业绩评估，必须同时建立自我约束、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选择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之，并公之于众，提升监管人员对金融科技的认识，更新监管工具，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挖掘数据，确认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资产质量、风险管理水平、治理结构，将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维持数字信息时代下的金融体制稳健。

图为活动现场

清华五道口金融家大讲堂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邀请金融业界领袖人物、知名学者，结合当前热点金融问题, 研讨金融政策，分享业界观点，传播业内经验,旨在整合优势，打造着眼于金融业界的开放式高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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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清华大学五道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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