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框架与浩然正气

2008年，随着全球性城市化拐点的出现，全球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投资释放货币的阀门悄然关闭，社会进入还债周期，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开始全面爆发。表现为：第一，2008年，全球金融中心美国爆发改变历史进程的次债危机，被全球深信不疑的美金，开始变成人类普遍质疑的、逐渐失去偿还能力的美元；第二，全球债务屡创新高，从政府到企业，从企业到家庭，债务的洪水开始渗透至全球的每个角落，债务让各种矛盾逐渐走向白热化。第三，城市化订单是阶段性、一次性需求，城市化拐点之后，订单结构性向下，而债务制度则要求经济永续增长，这导致人类开始悄然触碰环境的底线，全球环境开始面临系统性崩溃的风险。简言之，形成于300年前的资本主义治理框架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世界，不再适合于智能化时代，尤其是不在适合社会主义中国。更直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终结于：它危害人类的生存。

一、资本治理框架预设危机，保证2/8法则

城市化拐点是现代经济（资本主义治理框架）的分水岭。在城市化拐点之前，市场订单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投资为主体，投资来源：贷款。经济运行的主要模型：

贷款投资=企业收入=利润+工资=资本+储蓄

概括为：贷生存，居民储蓄不断增加，社会蒸蒸日上。

城市化拐点之后，市场订单以消费为主，经济进入还本付息周期。经济运行的主要模型：

储蓄+工资=企业收入=利润+工资=还本付息+工资

概括为：存还贷。由于贷款利息增速更快，因此，即使所有储蓄都被赚走偿还贷款，也依然难以偿还贷款的本息。这导致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二战后，所有完成城市化的经济体都曾经遭受这一框架的重创。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出现十年滞涨；

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出现债务危机；

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解体，社会主义阵营遇到普遍危机；

上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日本地产泡沫破裂，从此，曾经的两个世界第二，开始长期沉沦，俄罗斯陷入经济倒退，日本开始进入下流经济；

上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遭遇经济危机，四小龙、四小虎的经济开始逐渐失去活力，老态龙钟。

2008年，全球城市化率达到50%，全球金融中心美国立竿见影的爆发次债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反噬资本主义的中心与大本营。看似世界怀疑的是美元，实则世界是怀疑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但资本主义制度下，高度分工、高度分科、相互制衡的博弈框架又导致每个领域的专家都难以拿出全新的治理框架，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大家知道出了问题，又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人人自保、相互转嫁危机的结果是危机进一步恶化。

二、为什么西方要执着的执行2/8法则？

英国是一个人口小国。美国也是一个人口小国。

英美现在人口相加占世界比重也小于5%。

即使将英美德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相加，其总和也小于全球人口比重的20%。因此，执行2/8法则，就可以维持西方统治世界的政治格局，就可以维持白人种族实际存在的优越性。这是西方对东方的崛起，直接提升到文明冲突，不惜一切代价的根源。以上问题每个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家要清楚的看到：日本、韩国都是人口小国，他们可以通过出口来修正西方框架的内生缺陷，因此，他们投降可以获得暂时安全。但中国呢？

三、为什么中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理框架？

中国，人口接近全球人口比重的20%。一旦中国崛起，中国必须寻找适合自身的治理框架，适合全球未来的治理框架，普适的全人类的治理框架，否则，就会面临不可避免的种族与文明的冲突。这是中国整个精英与知识分子阶层必须直面的问题，大家并不在西方精英阶层设定的20%之内。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系统性的矛盾，并不是你投降就可以化解的矛盾，你投降，会比前苏联更悲惨。

四、中国的危机

无论是资本主义理论和治理框架，还是社会主义理论和治理框架都是源自西方。历史经验证明固有的社会主义治理框架走不通，我们才被迫拿来了资本主义治理框架。一旦我们选择资本主义的治理框架，我们的精英阶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就必须系统学习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和价值观体系。过去40年，资本主义治理框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贡献已经完全征服了这一框架的执行者，使资本主义治理框架和价值观体系逐渐成为一种思考的自发与自觉。而一旦中国实际执行层面陷入资本主义治理框架的自发与自觉，这种自发与自觉的指向是全盘西化，这就产生了中间层和顶层的割裂，如果没有全新的价值观体系粘合，这种撕裂会导致顶层依靠的中间层并不愿意为顶层出力，或者顶层纠正中间层的问题，中间层失去方向。

关键在于：我们的知识分子并未创造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内生的、适合中国特色的治理框架，我们已经习惯了拿来主义，一旦我们拿来的对象（资本主义框架本身）产生问题，我们的中间层会变得无所适从，在顶层坚决反腐的决心之下，中间层会变得亦步亦趋，严格按照旧框架执行死命令，不敢出任何错误与差池，失去鉴别婴儿和洗澡水的能力，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问题。整体需要变，但中间层严格执行资本主义旧制度、旧框架，又直接限制了市场的能动性，解决问题的通路被堵死。

我们通过问答方式，来大致描述一下资本主义博弈框架：

政府To财政部：2020年之前，必须消灭贫穷，这是死命令。

财政部To政府：中央和地方债已经超过30万亿，真的没有钱。企业利润岌岌可危，我们要减税，更没有钱……

政府To央行：2020年之前，必须消灭贫穷，这是死命令。

央行To政府：人民币要用美元承兑的，央行就这些外汇储备，如果老百姓全富裕了，这些外汇储备根本不够兑换，金融系统会出现系统性危机。

政府To国资委：2020年之前，必须消灭贫穷，这是死命令。

国资委To政府：2018年，国企负债总额已经突破100多万亿，国企利润一直在下滑……

……

每个部门都被资本主义治理框架限制的死死的，都不能突破实际执行的法律和法规（资本主义治理框架），如果某个部门突破实际执行的法律和法规（资本主义治理框架），就会受到这个治理框架的反噬与惩罚。简言之，并不是共产党人不愿意为老百姓谋福利，而是共产党人现在使用的治理框架不允许。在28法则的治理框架下，寻求普遍富裕，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大家对这个悖论根本认知不到，是中国社会危机的全部。通俗的说，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认为：政府不愿意给予，但实际上政府部门已经被资本主义治理框架绑住了手脚，想给予也没法给予。政府需要知识分子提出全新的、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被老百姓认可的治理框架，只有按照这个逻辑产生的治理框架，才能堵上固有认知的嘴巴，才能突破已经成型的意识形态，才能无阻碍的去尝试。否则，怎么办？

五、资本主义治理框架的核心

如何做到奖惩分明？如何做到按劳分配？如何治理贪污腐败？

显然需要靠制度，制度如何保障？理想状态是所有交易事件可追溯（分配者清楚每个人干了什么）。每个交易事件要记两份账，一份记在自己账户里，另一份要记载自己的交易对象账户里。这样，任何一点有潜在问题，都可以通过查询其交易对象，来反向查询他自己的账。如果别人的账和自己的账对不上，就可以清晰的发现问题。而这些账（交易事件）记在哪里？答案是自己有一份，他人有一份，银行有一份完整的。

通过三方复式记账，让每个自己知道，自己不能作弊，一旦作弊，只要查，自己肯定跑不掉。这是一个十分科学的体系，是现代社会透明化管理的基础。因此，所有政府执法与管理（公检法、税收、工商......）都建立在银行复式记账基础之上，高度依靠银行的复式记账体系。资本主义治理框架的核心是：可追溯的复式记账与资产负债平衡表。负债的价值：没有任何自己、没有任何部门、没有任何机构、没有任何企业喜欢负债，因此负债是诚实。因为负债诚实，且资产又是与负债一一对应的，这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资产诚实。即任何自己不能做假账。

身在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会感觉这套管理方法十分科学与高明。即，内行都觉得这是一套不可超越的治理框架。

六、问题不在框架，而在成本与效率

银行自身运行有昂贵的成本，这种成本必然使银行要收取记账手续费，记账手续费收取的方法叫利息，利息必然会产生指数增长的债务。指数增长的债务，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因此，一旦我们沿着现在的渠道往后思考，问题就会陷入无解状态。

而从源头思考，我们实际需要的是100%可追溯的复式记账，使奖惩有依据，使交易可追溯，使分配有依据，使创新获得褒奖。在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才必须选择人工记账系统，债务是保障人工记账诚实的基础。而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如果我们把市场搬到全民控股的移动互联网上，这会产生天然的复式记账系统，会产生一个边际成本为零的、100%诚实的、100%可追溯的记账网络，这个记账网络不仅可以记录数字，还可以记录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交易金额等复杂信息。这个新系统即使没有债务，也可以更诚实，更可追溯。既然没有债务，也依然可以保持更诚实，更可追溯，那么，货币产生的原理就可以修正：提货权=订单。货币可以绑定在各种商品之上，以产品承兑，而非以货币本身承兑。通俗的说，货币是卖方的欠条，卖方用货来承兑（赚钱），就是还钱。

在这个边际成本为零的新记账系统内，税收、工商、公检法和其他部门很容易嵌入进来，税收、工商和执法的成本会骤然下降，效率会飞跃式的提升。新框架会因为选择工具的不同，而快速创生。我们把人工记账看成马车，把软件记账系统看成汽车，他们运输的动力是无差别的，都是源自能量（广义太阳能）。但用马车向边疆运粮就存在不确定性，而用汽车向边疆运粮就存在确定性。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成本和效率，但现在的思考方向变成了寻找一种超越复式记账的治理理论，这就如同古代作战，粮食运输出问题，人们总是向奇门遁甲和撒豆成兵的方向思考，其结果必然是无解。但如果向蒸汽机方向思考，问题就不会再是问题。

七、如何把市场搬到公共网络之上？

答案是：建设公共网络，把公共网络的股权分给消费者（全民），通过分股到户，把所有消费者吸引到公共网络之上（原因是BAT的股权很值钱，公共网络的股权同样很值钱）。消费者到哪，生产者自然会跟到哪，生产者跟到哪，监管部门自然要跟过去。通过现在市场或者说资本主义世界认可的通用方式，完成整个市场与社会治理框架的整合与再造。西方的市场逻辑是自愿，东方的逻辑是自然。分股到户，消费者吸引即符合自愿逻辑，又符合自然逻辑。分股到户由市场自发组织，可以轻松让固有认知闭嘴，但如果分股到户由政府组织，固有认知会直接产生对抗情绪，这种对抗情绪会使市场产生不确定性。

因此，建设公共网络即要按照市场逻辑，又要心存公共精神。

前者是对资本主义治理框架的尊重，后者是对我们的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给我们开创的现在的尊重。

八、中国框架会因全民控股公共网络而自然诞生

在全民控股的公共网络体系内，政府可以征收足够多的提货权，来帮助全民建立健全的福利保障体系，使中产阶层和精英阶层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提货权的本质是企业未来的订单与利润，主要承兑对象是软件和智能机器。简言之，智能化已经变成一种必然，通过软件透支的提货权，未来的承兑人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而是软件和智能机器。这就消除了中产阶层对远期债务与通胀的忧虑，也会消除精英阶层对远期问题的忧虑，还会给西方提供一个全新的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是人机关系。软件代表智能机器给人类打的欠条等于人类的提货权。这个全新框架可以把政府历史债务、企业历史债务、银行历史债务通通收走，可以使整个人类社会走出28法则与零和博弈。

九、配套东方价值观体系

DNA永续存在是每个人的内在诉求，在28框架下，要使DNA永续存在，需要每个个体多赚钱，使自己在DNA存在的竞争中获得有利位置。因此，一旦知识分子陷入28框架，就必然得出人性自私的结论，就很容易陷入精致利己的陷阱，就很容易失去是非观、国家观和民族观。

全民控股公共网络的全新框架可以使经济相对自由变成每个人的基本权力，钱对DNA永续存在的价值会大幅度下降，当知识分子摆脱DNA永续的焦虑和执着。竞争会被指向另一个维度，那就是知识分子希望社会继承自己的知识和技术，通过社会继承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使自己大脑中的发现被人类社会永续传承，实现自我价值的天长地久。无私奉献的结果是社会继承，社会继承的结果是天长地久。天长地久是最大的自私。

东方哲学与西方思维最本质的差别：东方会发现一个事物的两面性，私的本质是存在，大公无私奉献知识和技术，一旦被继承，就会长久存在，天长地久。而西方则只能发现事物的一个方面，认为无私就是无私，无私只能靠信仰支撑，但信仰会随着时间腐蚀。因此，只有知识分子自发自觉的认识到：智能社会会彻底解决DNA上的经济自由，DNA存在不是问题，大家竞争的维度开始指向社会继承方向，竞争在社会继承方向展开，大家抢着无私的奉献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意味着创新力会迸发。创新力迸发又会反向促进智能化的速度，智能化提速又会进一步强化每个人的经济自由度。

浩然正气，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耶？

故能成其私。

十、常识

每个你所在的行业减少70%的同行，你的行业不仅不会出问题，还会立即恢复利润。

这翻译过来是什么？

每个人一生的劳动时间由40年下降到12年，所有行业利润都会恢复，所有行业效率都会提升。

24岁大学毕业，36岁退休享受时间和经济自由，是不是超出了你的理想？

这需要什么？答案是制度——治理框架。

生产一辆汽车需要20个总工时，购买1辆汽车需要1年收入（2000个工时劳动），

这说明：智能化最终可以使大家以20个工时劳动换取一辆汽车，经济自由会变成每个人的基础权力。

后记

昨天和北大的一位朋友吃饭，他讲一种信仰影响越深远，它前期的牺牲越彻底。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付出生命，基督教影响远超其他宗教。

中国老一辈革命者，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真实的、鲜活的人

为了国家、民族和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以群体牺牲，为未来开创——浩然正气。

这种以群体牺牲凝结的浩然正气，凝聚长空，数百年不会消散，庇佑中华民族未来。

这是他的骨子里的信仰，也是很多知识分子骨子里的信仰。

但大家也十分迷茫。麻木的公众、无所适从的中间管理层和能力挽狂澜却难以指挥自己的中间层的最高层。中国急需自己的治理框架，但中国发展太快，知识分子还没有来得及拿出适合中国的、能够自洽的治理框架，这带来的致命结果：身子被别人的脑子控制。

在身不由己的路上走的越远，坚守骨子里的信仰越艰难，抛弃骨头的白肉就会越多，抛弃骨头的白肉越多，我们就越依附于别人的脑子。

他建议我撰写中国人的治理框架，使更多中国人理解当今社会问题的病因，真正意识到：文明冲突的关乎民族存亡，重新激发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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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九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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