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创造的技术失控了

我们可能会将最近10年视为人类终于发现自己遇到了困难的时代，但我们不确定困难到底是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数字技术并非始终呈现我们最好的一面。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数字平台是由根本没有将用户利益放在心上的人编写的。这就是开始出现“抵制科技”的10年。但稍微迟了一点。

Shoshana Zuboff最近发布的《监控式资本主义》确实不错，但这本书实际上讲述了谷歌在20多年前收集用户数据然后卖给广告商的决策。人道技术中心呼吁关注已在APP中嵌入行为金融学的操作技巧的方式-大概在1999年就让我们沉溺其中。

在少部分不良企业的业务计划和部分操纵技术的设计被确定为集体灾难的“原因”时，这种批判很有必要但却太关注以前的鼎盛时代。

这只是书中内容的二分之一或以下。该书认为，是开发人员、CEO、股东，或甚至某个APP、程序和平台造成我们在大部分玩家要么早已散场要么不在意对集体利益的影响时陷入窘境，仅仅是因为公众最终会准备好听取科技行业的诡计，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仍有关联。我们甚至也不能再责怪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回报可能加快了提取和沉溺技术的发展，但由此衍生的文化现象有其自己的意义。

不同的世界

这10年批判错过的是过去10年的时间，我们将技术从在某些设备和平台上使用发展到在由我们发挥作用的整个环境下使用。我们的“上网”方式不是要打开计算机，然后用调制解调器拨号上网；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随时随地上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成了数据，涉及到每个人、每件事。我们的智能手机不是放在兜里的设备，而是创建了采用新规定的可用性、亲密关系、外在和隐私新世界。苹果、推特和谷歌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日常服务的科技公司，还是我们退休投资组合的主要项目，该项目的成功决定我们的金融期货可以继续盈利。

就这一点而言，数字环境不再是技术开发者作出一系列选择的结果，而是选择的根本原因。2010年发生的事情表明我们不仅受到了监管，还使用收集的全部数据来定制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内容和网上操作行为。我们被塑造成了数据决定的样子。你我看到的网页并不相同。你的谷歌搜索结果、新闻推送和图片都不同。

自2010年以来，社交媒体取代了很多社会属性，很多人试图呼吁关注数字技术的环保效应。在“编程还是被编程”中，我认为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工作、生活平台，或者相比成为控制技术的用户，我们更可能被技术使用。但主张新媒体的人可能认为我们这种看法太表面。

赞同我们观点的人和组织发起了“学习编程”运动。学校启动了Stem课程，学生学习编程，以便让自己准备好应对数字经济下的工作。正如最强大的实体说强大的原因就是要学写代码，然后寻找为机器服务的工作。如果你无法打败机器，那就加入机器。

但这不是重点。也不应该是重点。这十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像学习文科那样学写代码，文科学生并没有软件工程师那么多，但也是生活在新环境下的人类。这个新环境就是记住并记录我们所有网上行为以及我们明确留下的每个数据点的环境，以便让环境适应我们的个人偏好，这都是为了生成平台想从我们这里获得的响应或行为。数字媒体环境使用其所知道的我们过去的一切来指引我们的未来。我们看到的可能不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世界。这不仅是我们对同一个事件或故事持有不同看法，采用我们以任何必需方式参与的算法，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现实完全不同。暴露出来的看法和意象冲突越大，我们越有可能甄别真假。我们生活的时代越来越不同、越来越难以应付。我们没有机会一起变得有意义，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在于彼此之间的迷失和异化。

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成为监管技术、预测算法、行为操作和人类活动之间反馈循环的参与者，但目前这种循环已不受人控制。

俄罗斯机器人、模因运动和剑桥分析

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前进道路上保持一致的艰难局面。我们可能受益于互联网的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分享罕见疾病、兴趣或信仰的人，但这种分类和分组比较抽象，距离也很遥远。在现实中，虽然大家并没有在一起，却在无形的虚拟空间中通过眼缘相聚在一起，对自我控制、融洽或同情努力发展的社会机制没有任何好处。

在数字媒体环境下，根据算法如何思考我们的反应实时进行自我调节。算法认为我们很滑稽，过分简化了机器语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10年看到太多的极端现象。我们不断鼓励用算法确定的意识形态确认身份，接受平台随意根据利益驱动来体现我们最牢固的部落联盟关系。

自2016年以来，我们用恶魔体现并代表人工生成的世界观–俄罗斯机器人、模因运动和剑桥分析。虽然这些放大并加快了数字环境的影响，但这种环境在主色调中产生了一波文化焦虑。

然后，只需要一种思想家或意识形态就可以进来宣布这种文化焦虑是自己的。特朗普并非其煽动行为的鼻祖。从思想上来说，他不是高音喇叭，而是重音喇叭。同样，对于单个英国人来说，脱欧并非映射一个群体集体焦虑的政策设计。这些甚至都不是我们制造的最可怕的幻影。

我们不能通过数字媒体一起重建共识现实，所以试图用电视制造幻觉。电视是全球媒介，向全世界的观众播放普遍共有的事实。奥林匹克、月球着陆、推到柏林墙都在全球范围内播放，获得全球关注。我们都占领着同一个梦想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但现在我们正在复兴过时的民族主义愿景、光辉岁月的虚假记忆、现实TV的全部价值。我们在数字化平台上推广观众民主，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生命经历了很多噩梦，例如厄运与忧郁、入侵与灾难、更替与灭绝。可人工智能还未到来。

重连现实

可以做到，但意味着我们不再害怕、鄙视我们已经确信是敌人的事物。没有人为此负责，没有多少社会科学或货币政策为了最终的精神空白加以纠正。数字平台将人类个体和差异视为待纠正的“噪音”而非值得珍惜的信号，最终我们会向这些平台投降。我们的领先技术逐渐将人类视为大问题，而将技术视为解决方案，技术将我们在技术平台上的行为作为我们本质上有缺陷的证据。?但是数字媒体环境帮助我们重新连接现实社会。这是过去媒体环境可能的突破点。在数字环境下，我们有机会记住我们到底是谁，如何对我们的时代负责。我们不仅仅是被动消费者，还是积极的市民。这是分布式网络真正的权力：分布式网络不是中心化控制，而是本地生成。

毫不夸张地说，还创建了内存的数字环境。计算机上的一切操作都是以RAM等形式进行，不过是将事物从内存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数字媒体环境的运作方式就是一个大型区块链，记录、存储我们的话语和行动，方便后续检索，还可以帮助我们检索事实，追踪真实指标，联想我们是谁、我们摆脱束缚并疏远他人之前的关系。

下一个十年将决定我们人类是否有能力应对被强行淘汰的局面。为了超越自我，我们必须停止翻看屏幕及其模因，停止开发为了让我们分裂和冲动而优化的数字技术，创建提高意义和回忆的技术。我们必须抓住真正数字化的分布式机会，记住我们的分享价值，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为此，与网络空间分区服务器不一样，我们与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远超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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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AXEL_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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