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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范·认知】经济学如何帮助你自我决策

2020-11-05 币范 来源:区块链网络
对片面的解释保持警惕对片面的解释保持警惕市场也会失灵斯密的许多当代追随者认为他提出了更为鲜明的主张,那就是市场总会借由个体的自利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然而,斯密自己的阐述要谨慎得多。他写道:“追求利润的企业主只是谋取自己的利益,但无论怎样,他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促成原本不在他意图之内的结果。对社会来说,不参与并不总是坏事。”斯密从未确信由“看不见的手”促成的结果在所有情形下都是好的。他的怀疑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写道:“哪怕只是为了娱乐消遣,从事相同行业的人也很少聚在一起,他们交谈的结果往往是针对公众的共谋,或者抬高价格的办法。”7对斯密来说,神奇的是这些自利行为通常会导致对社会有益的结果。注个体追求自利实现整体社会利益最大化并不总是如此的没有约束的自由不是自由没有约束的自由不是自由我最初了解穆勒的思想是在高中时代,他在文章中写道,限制个体自由的唯一合理性在于避免对他人的伤害,对此我到现在都十分认同02 达尔文之楔:竞争无法弥合个体与群体的利益分歧斯密以其“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而闻名,据其现代的信徒们所述,该理论认为客观的市场力量可以引导贪婪的个人行为,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就像我在第1章中提到的,这样的界定是过于简化的,但是它捕捉到了斯密理解竞争过程的重要维度。不管怎样,对于反政府干预者来说,“看不见的手”理论对于不受管制的市场运行结果的乐观描绘,便是他们世界观的基石。这些人认为管制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可以良好地自行运转。竞争的缺陷然而,还有其他一些特性,在增进个体繁殖适度的同时却会给整个种群造成损害。这种冲突往往体现在能够增加种群内部个体一对一竞争优势的特性上。注个体利益最大化不符合群体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一个例子是雄性麋鹿大到异乎寻常的鹿角。这些作为武器的鹿角并非用来对抗天敌,而是用来与其他雄性麋鹿争夺雌性麋鹿。在这样的争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鹿角的相对大小。导致鹿角变大的突变使雄性个体更容易击败它的竞争对手,获胜的雄性麋鹿取得了与雌性麋鹿的交配权,其后代便也带有这种突变特性,因此,这种突变就会很快扩散开来。更多的特性随着一代代的繁衍而逐渐积累,形成一场“军备竞赛”。这一过程似乎已经稳定了下来,目前北美雄性麋鹿最大鹿角的长度超过1.2米,重量超过18千克。尽管在这一进程中,每种基因突变都增进了个体的繁殖适度,其累积效应却使麋鹿群体的情况变得更糟。例如,庞大的鹿角使雄性麋鹿在繁密树林中行动受限,因此更容易被狼捕杀。鹿角相对较小的雄性个体会更容易从捕食者那里逃脱,但是由于它在与其他雄鹿的斗争中具有先天的劣势,它也很难将小型鹿角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简而言之,雄性麋鹿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鹿角较大的个体更容易赢得战斗,使对手更容易输掉战斗。因此,更大的鹿角给个体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群体。如果每只雄性麋鹿的鹿角都变得更小一些,那么整个群体将会获益。之所以会存在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冲突,是因为繁殖适度是一个相对概念。能够在自然选择中胜出的,是具有相对优势的特性。并非任何有用的基因变异都可以在种群中得到扩散,它还必须在与其他变异的竞争中胜出。通常,如果进化中的一个特性有助于个体战胜种群内的其他个体,那么它对整个种群来说就是一个缺陷。在生存竞争的每一个阶段,相对优势使个体之间互相淘汰,最终,当这场竞赛平复下来时,整个种群的发展却会面临阻滞。自由主义者对不受管制的市场的信念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消费者拥有完全的信息,以及市场是竞争性的。消费者对于可能重要的选项,可以说是相当了解的,或者他们可以选择去获取这些信息。同样,没有一个市场可以满足完全竞争的严格条件:市场出入完全自由,有大量的生产同质、标准化产品的企业,每个企业只占据市场份额的一小部分成为更好的,而不是最好的能够生存和繁荣的,不必是宇宙中最强壮的、跑得最快的或者最聪明的个体,它可能很脆弱、行动迟缓、头脑愚笨,但真正关键的是,它能够在种群内争夺资源的斗争中胜出。幸福感大部分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幸福感大部分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03 尚未被利用的机会:市场失灵传统解释的缺陷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效力的担心主要在于拥有支配力量的市场主体会限制竞争但是达尔文清楚地看到,完全竞争也并不总能引导个体行为增进公共利益。他意识到,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常常存在很大冲突,在这种时候,个人利益通常会胜出。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高的消费能力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高的消费能力就像达尔文清楚认识到的那样,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被置于一条相对地位的评价曲线之上。是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决定了谁可以在好学区或者景色绝佳的地方买到房子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同样的活动在带给一个人更多收入的同时,会给其他人带来负的外部效应。人们的价值判断会受到情境的影响达尔文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一问题。衡量成功的首要标准,就是个体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能力。因此,某一类物品的增加越能提高个体繁衍的成功率,就越具有地位物品的属性。科斯的成功之处人们应当这样理解穆勒提出的伤害原则:政府限制个人自由的唯一正当理由是防止过度加害他人。一直以来,我们都允许有害他人的行为发生。例如,不友善的评价会伤害他人,但我们仍然有限度地允许人们做出这类评价,因为剥夺言论自由带来的危害会更加严重。与此类似的是,我们也允许一家公司通过降低价格损害商业竞争对手的利益,尽管这样做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对方破产,但若禁止采用这种竞争手段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坏处。伤害原则必须这样理解才有道理:某种对于个人行为的限制是否正当,应当比较进行限制所需的成本与该行为不受限制时其他人受到的伤害大小,依据这两者孰轻孰重来决定。所有权的神话若要仔细审视“保留所有税前收入是人们的天然权利”这一观点,便会很快发现它并不成立。在工业化的现代民主国家中,人们的高收入并不仅仅是他们付出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上,这些收入都得益于政府在基础设施、教育、负责个人私有财产权的界定与实施的制度体系等多方面的大量公共投资。人们总是很容易忽略,这种公共投资一直都在为社会的繁荣发挥核心作用。消除污染并不是最优的结果许多人很难接受,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排放量才是最优的结果。但事实上,排放量减少到一定程度后,减排成本反而会比排放本身所带来的损失要高。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在任何环境中,任何污染物的最优排放量是零,那么你可以问问他,为何不立即用吸尘器吸一遍他的卧室。打扫之后每过一分钟,积累的灰尘都在增加。如果他坚信灰尘最好是零存在,那么他应该持续不断地吸尘,或者雇一个人帮他这么做。最优的减排方案,是首先采用成本最低的减排方法,然后进一步减排,直到所降低的损害不足以抵消所花费的成本。bookid:i2gb66dc900be04g8e19fcg62e8002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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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作者: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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